再说行唐方言的语调特点。概括起来，行唐方言在语调上大致有三大特点。一是“平”，较少起伏顿挫，长长一段话说下来，前边一长溜差不多都是平上声，且由于语速快，出现几个去声音节也一带即过，几乎听不大出来，远不如周围地域的方言语调抑扬多变，起伏有致；二是“硬”，在长长一段平直语调之后，结尾字常用去声，快速下溜，且儿化字较少，所以听起来有一种生硬的感觉，如果声音大些，会让外来者感到是有情绪、耍态度，与周边县特别是东边保定市属县份那种儿化音频繁的柔柔的语调特点相比，行唐方言的“硬”性更显突出；三是“简”，语言中常见大量省略语言成份如主语和语尾助词的现象，这本是语法中的特点，但由于偏于省简，便在语调上也形成了一种特点，即突兀、急速、一顿而止，外来人听清尚须一番回味和分辨。一位在行唐工作多年的领导同志曾经讲起，每天清晨总被窗外准时响起的叫卖声惊醒，但听了几年，也一直听不清卖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卷子、豆包”四字，他哈哈大笑，说：“多省劲，连个‘卖’字也不肯多喊”。

其次谈谈行唐方言中的用字用词。行唐方言中的字词，应该说与普通话相比除发音不够准确外，大部分还算规范，但其中一些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毛病）也格外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有大量讹音字词。讹音即读音不准确，把标准语音念得变了音而令外人听不懂。在行唐方言中，这类现象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就象这个“讹”字，本应读为“é”，而在行唐话中则读为“wò”,这一“wò”就讹出许多想不到的字词发音来,如“了”、“啦”做助词时一律读为“lān”，黄土高原上的方言“横是哩”（就是）到了行唐人之口，便又省略又转音，变成简单两个音节“hóng哩”，如此读法，行唐之外的人听起来，怕是不亚于外语。有时，一些字词在行唐方言中可以讹读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我们村所在乡是独羊岗，行唐方言读作“东阿岗”；东南边一村叫郑家庄，行唐方言读作“郑阿庄”；北边的东、西市庄旧称使南庄，行唐方言读作“申阿庄”。如果一个村一个村来辩析，还能勉强找出点读音上相似相近的因素来，但能够把“羊”、“家”、“南”三个读音相差甚远的字都能读成一个“阿”音，令人不能不佩服我们行唐人在语音上天马行空无羁无绊的灵活性了。

二、有不少冷僻字词。在行唐地名中，“栢 朳 ”的“栢 ”等冷僻字就足以让我们的字典难堪的了，却还偏偏有一些有音无字的口头字词，在直接向中国文字学、语言学挑战。当年在公社工作时，到某村下乡，几个不甚识字的村干部得意地给我讲起他们“大文盲难倒大同市”的故事。那年，他们外出到山西的大同市办事，晚上要住旅店，按例是要登记姓名身份的。他们见服务台上小姑娘天真，便想开个无甚恶意的玩笑。小姑娘问：“姓名？”，一人抢先回答：“高老biāng”。小姑娘愣住了，想了半天红着脸说：“对不起，换个人登记吧！”，又一人往前一挤说：“那就写我，刘老piā”。小姑娘不禁大窘，叫来经理，经理思谋了好一会儿意识到是在开玩笑 ，才哈哈一笑一语点破。这两个字，拼音拼得出，说话读得出，然而在任何字典上都找不到此类读音的字，但在行唐方言中，它却实实在在是两个形容击打物体所发声音的象声词。

三、有不少转义字词。属于这一类字词的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来由的转义，如“寻觅”一词，本是古语，意思就是寻找。要寻找就须东看看西看看，到了行唐方言中，舍弃其本来的含义，只取其寻找时的动作，“寻觅”就变 成了胡乱转悠查看，偶尔也指拿到了什么东西，发音则由“xún mì”变成了“xuē mò”。另一种是无来由的转义，如一个“怯”字，本义是指胆小害怕，但到了行唐方言中，其所表达的意思一下子转移的没了边，衣着讲究曰“怯”，谈吐文雅曰“怯”，装腔作势也曰“怯”，语法规则于是大乱。

四、有一些自造字词。行唐方言不仅善于“造词”，而且善于“造义”。造词者，如称“蹲”为“鼓堆”（读作gǔdēi）、称欺负或打骂为“降巴”（读作xiāng bà）、称厌烦忧虑为“格腻”等等。这些词，大概一出行唐县境就难以有人听懂；造义者，不妨以前几年流行全县的一个语言现象为例。那一年，一个来源于村妇对骂极其不雅且又隐晦的词“年幼”忽然大行其道。这个词的原义不宜解释，但那时在行唐，却几乎成了所有褒贬人的语汇的替代词，但凡形容人能干、能说、能跑乃至俊丑精傻、富贫雅俗，无一不用“年幼”称之，在连续两三年时间里，在行唐话中，凡涉及到人或行为，简直无所不“年幼”，以至形成了一种于文于理都不通却又总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奇特语言现象。

五、有个别古遗字词。在行唐话中，有些现代人已听不大明白但却是传承古语的字词，虽然已不多，但也偶尔出现。如软体类虫子，行唐人统称为“步蠖”（读bühuò）但不知是讹读还是望字生音，行唐话中是把“蠖”字读为“juè”的。

现在，在电视文艺节目中方言大热，我看时总留心比照，平时外出也注意听各地方言的发音用字，试图从中找出行唐方言的本源来，但至今未能得到确切答案，总觉得它有些象陕西话的语序和用字，还夹带着山西话的语言习惯，又有些象东北话那种带许多零碎儿的形容词使用方法。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行唐话的本源在陕西，因为行唐话不仅发音的“平”、“硬”风格象陕西话，一些字的读音包括讹读，也带有一些陕西味，其中如“我”字，陕西话读作“ê”，而行唐当年用于朗读时也是读为“ê”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读法在受过教育的老一代人中还十分流行。究其原因，这大概与明朝初年大规模从陕、晋向河北移民有很大关系。查行唐地方志，大部分村都说建于明初；问籍贯，众口一词都说来自“山西洪洞老鸹窝”。可能就是这一大批移民，用自己原籍的方言，不知不觉中建立了行唐方言的主体架构。尔后，随着下关东、走口外及进京串卫活动的增多，各地方言也陆续融入，才形成行唐方言现在这个模样，正如河北菜，自己不成菜系，上一桌，京、鲁、川味都有。

尽管如此，行唐话却仍然象是行唐的一张名片，成为对内对外交流的重要工具甚至是证明和信物。这有点象一位革命导师说的无产者可以凭借一曲《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知音和同志，行唐人可以凭一口行唐话结交同乡并取得信任。二十年前，我在乡里管乡镇企业，一次和企业负责人到内蒙古的包头出差，谈完业务，在大街上边逛边谈，忽然一人拦住去路：“河北的？”我们点头。又问“行唐人？”我们又点头。那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哎呀，一听话音就是老乡啊，快回家坐坐！”陌路相逢，虽感亲切却也不便轻易打搅，于是我们婉拒，那人见我们实在不去，便说：“我是行唐××村的，家里还有弟兄姐妹，哪天回去，麻烦给家里捎些东西行不？”，见人家如此信任，我们不好推辞，便一口答应。第二天，那人果然将两个包裹带到我们住处。回来后，我们立即打听到那人的亲属，将所托物品交付。你看，一个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人，仅凭听到讲的是家乡话，就如此放心的以财相托，这份信任，不就是来自于那口既平且硬的行唐方言吗？

写到此，也不得不说说行唐方言中的糟粕。众所周知的就是行唐人说话时不自觉就夹带进去“××”两字。说得多、说得久了，人们不再留意那两个字的本义，只是随口带出，这两个字其实是连语气助词的作用也没有的。记得当年在公社，一群人在院里聊天，一个从县直下乡搞计划生育工作的年轻姑娘参与进来，一番话中夹带进一大串那两个字。老秘书实在听不下去了，正色道：“这闺女，说话也不拿捏着点，让人笑话哩！”这位姑娘却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笑话什么？没听人家都说‘行唐话，大时行，不挂××不好听吗？’”一群人一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但是，尽管有种种不足，对于行唐人来说，家乡的土话却无疑是最动听、最悦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