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金方言与所有方言一样，具有明显的地域、民族特征，其中具有明显民族历史特色的有“杀家鞑子”、“岔嘎那”等。 “杀家鞑子”：自家人打自家人、同室操戈之意。该方言流传很广，非织金甚至贵州特有，或许就是明朝时屯兵戍边带到织金来的。其源于元末。当时，元朝统治者蒙古族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其对汉族始终抱有戒备心理。为巩固其统治，蒙古统治者在各地将汉族居民分十户划为一个管理单位，形成互座联保的集体，使之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一户犯事，其余连座，以使汉族住户不敢随便稍有异心。同时，每十户又派驻一个或一户蒙古兵加以监督，更进一步地巩固其统治。这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惯用的措施。到元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剧之际，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防范更为严厉，甚至不让汉族人民拥有菜刀之类的利器，十户共用一把菜刀，还由蒙古兵户统一保管派用。此外，蒙古兵户还享有很多特权，如汉户结婚由其享受“初夜权”之类，等等。因此，汉族人恨之入骨。汉族人素称蒙古人为鞑靼，故将蒙古兵户谑称为“家鞑子”，因其在连户联保单元之中，也算一家成员。元末，烽烟四起，各地汉族人民纷纷起义反蒙。在起义过程中，首先要下手的对象就是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家鞑子”，一是消除元朝统治者安插的监督管理员，二是获取起义所需的起码武器。故在起义前夕，都有相约“杀家鞑子”信息传到每户。相传，有的地方是在中秋，有的地方是在大年三十，故有“中秋杀家鞑子”、“大年三十杀家鞑子”等不同说法。此后，“杀家鞑子”即被沿用，成为同室操戈的代名词。 “岔嘎那”：叛徒、搅屎虫、挑拨是非之意。这是整个原水西地区都用的方言，算是本土方言。“岔嘎那”原是清初康熙年代贵州水西地区彝族二号人物的名字，乃彝族译音。“岔嘎那”身为水西彝族更苴，位居苴穆之下，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当时的苴穆是安坤，时任贵州宣抚使司，与岔嘎那实为亲堂弟兄。上溯一代，原贵州宣抚使司本为岔嘎那之父，后因其父早逝，其年尚幼，宣抚使司一职为其叔安坤之父承袭，后传于安坤。吴三桂征缴水西时，岔嘎那因觊觎苴穆之位，暗降吴三桂，使被困于果永底城行将待毙的吴三桂得以受援而起死回生，致使水西大败，水西地区惨遭屠戮，水西彝族势力从此一蹶不振。从此，岔嘎那也被钉牢在耻辱柱上，永为历史罪人。“岔嘎那”一词就此成为水西地区叛徒、搅屎虫、挑拨是非者等的代名词。因是译音，习惯写为“叉嘎那”，鉴于其意也与另一方言——“岔耙”（乱打岔、插话的人，引申为捣乱者等）有相近意思，故以为写为“岔嘎那”更为贴近，对于不熟悉此方言的读者也可望文生义揣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