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从上古时代来看，古蜀国共有蚕从、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个朝代，先后定都于瞿上（今成都市温江区，亦有今广汉市之说）、郫邑（今郫县）、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广都（今双流县）、成都。

成都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自建城起便未改名称的城市。

古蜀文明从“鱼凫时期”（三星堆）到“杜宇时期”（金沙），金沙遗址的时代大概和安阳殷墟持平，其科学技术能力绝不会差于晚商盛世（安阳殷墟）。

从秦代来看，秦统一蜀国，李冰修都江堰解决水患，让天府之国开始成型。这也对秦国在军事上多了一个出口，在经济上多了一个后勤保障。自此中原文化入主巴蜀。

于是，从秦国的大本营陕西开始，从汉中入蜀开凿了2条著名古道：一为金牛道，一为米仓道。成为了关中与巴蜀地区交流和运输的保障。

金牛道，从广元入蜀，直达成都。这里是三国时代姜维一夫当关的所在（剑阁）；也是唐朝武则天从广元回长安凤凰起舞的成长之路（利州）；这里还是李隆基自安史之乱的逃亡道路（往成都）。

李白在这里有经典名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米仓道，从阆中入巴，远达重庆。这里曾是西汉萧何追韩信事件发生地（巴中）；也是三国张飞驻守七年之地（阆中）。

同为四川盆地上最耀眼的双子星，成都和重庆，代表着蜀国和巴国的中心。

成都最高排名是在晚唐时期当过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扬一益(成都)二。

而更重要的是这座西南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阶段都能进入城市的前十名左右，这种稳定会让其他中国城市都汗颜。

☆巴与蜀☆

巴与蜀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两大部族，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常璩《华阳国志》从地方志的角度，分别撰写有巴志与蜀志，但在追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迹时，亦常常将巴蜀并提。例如《华阳国志》卷一说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些记载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文献记载透露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十个。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巴与蜀相邻，《后汉书》卷八六记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共立巴氏为廪君，后来射杀了神女盐神，“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说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同蜀国“雄长僚僰”一样，也是势力比较强大的。巴蜀与西南地区诸多部族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联盟的形式。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或称为是“两个联盟的盟主”，各自都曾伙并了一些诸侯来扩大境土与势力，到秦灭巴蜀之前才发展成两个比较大的国家。

巴蜀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的关系，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如《华阳国志》卷三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了蜀国的农业，使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但巴与蜀在民俗民风上又有很多不同，《华阳国志》卷一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又说“巴师勇锐”，“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卷三说蜀国既有“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又有“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彩文章”，在音乐方面“有夏声”，烹调方面“尚滋味”，商贸方面很善于致富。常璩的记述，便真实地反映了巴蜀民风的差异。

巴蜀虽然友好，但也常闹矛盾。到了战国时代，这种矛盾已有扩大与加剧的趋势。《华阳国志》卷一说“巴蜀世战争”，卷三说开明王朝后期“巴与蜀仇”，蜀王的弟弟苴侯因为私下与巴王为好，“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当时秦国正在谋划攻取巴蜀，如果巴蜀友好，结成同盟，秦国就要调整战略了。遗憾的是，正是由于巴蜀相互仇恨，给了秦国可乘之机，从而各个击破，终于将巴蜀纳入了秦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