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商业部门围绕经济建设，一方面调整机构体制和重要的商业政策，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制。在商品购销政策上，继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后，棉布实行计划供应，生猪实行派购、派养，在农产品中，统一收购品种逐步扩大，对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保证市场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商业零售额1957年达986.3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递增2.4%。1963年至1965年为三年调整时期，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在农产品收购上，改进派购政策，调整奖售标准，提高收购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业部门积极组织和合理分配商品，供销合作社参与商品议购议销，扩大自营业务。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城乡市场活跃，商品供应量增加，高价商品陆续恢复平价供应，许多商品市场价格与国营牌价基本接近。1965年商品零售额达1752.74万元，三年调整期间平均每年递增16.5%。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商业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商业的基本职能，把商品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作为“流通决定生产”来批判，加之机构反复调整，人员不断减少，“文革”期间，供销社再次并入国营商业，又退回到单一经济结构和单一流通渠道，从而影响了商业的服务方向和服务质量。在城镇批判“唯生产力论”，停产闹革命，在农村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物资紧缺，市场供应紧张，凭票供应商品增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商业职工坚守岗位，坚持营业，排除干扰，努力做好保证市场供应工作，“文革”前五年（即“三五”期间）商品零售额仍每年递增3%，后五年（即“四五”期间）每年递增上升到9.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对商品购销政策、商品流通渠道、商品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放宽商品购销政策，凭票供应制度也逐步解体；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放开搞活商业小型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展文明经商和优质服务活动等，充分调动了商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商业零售额不断扩大，1990年达16753万元，比1980年和1985年分别增长1.98倍和86.6%。1994年29881万元，比1993年增73.37%，比1990年增138.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