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自贡——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 自贡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史和71年建市史，1939年国民政府批准建立自贡市，为四川省最早的省辖市和工业重镇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23个建制市之一，还是川南地区第一座100万城市人口大城市，川南区域中心城市。恐龙、井盐和灯会被称为自贡的“大三绝”,“小三绝”是龚扇、扎染和剪纸，素以“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江姐故里”等美誉而蜚声中外。
从清朝中叶以来，自贡一直是中国井盐生产的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和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及科研院所，并以机械、化工、盐业、纺织、轻工、食品、灯饰、新型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对外开放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四川省级园林城市、中国“文学之城”100强市。

      在长江上游的釜溪河畔，矗立着一座拥有13000多口盐井的千年盐都——自贡。自贡之所以享有“千年盐都”的美誉，是因为它的井盐开采历史已有近两千年，自东汉章帝时期这个地区开凿出第一口盐井，到这里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几乎所有的建设历程都跟盐有关。集井盐开采、加工和市场拓展于一体的自贡商人，却用他们他们创造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诞生。   

纲盐体制下的自贡
旧时盐是朝廷严格控制的，那时施行纲盐体制，所谓纲盐体制，旧时盐商经营的权利世代相传，朝廷可以通过它实现对盐流通过程和对盐政商人的改造，使盐商完全处于王朝管理体系，成为政府的盐政工具。与江淮扬州靠海盐富甲天下的盐商相比，靠自己开采井盐并进行加工和市场销售的自贡盐商却像一个自产自销的个体户，在朝廷圈定的范围内艰难地开拓市场，这种明显的差异，显示出扬州和自贡两个城市在资源和政策方面截然不同的待遇。因政策向两淮盐业的倾斜，扬州盐商富甲天下而自贡虽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历史，并且从清代中叶以来一直是中国井盐的生产中心，但是在当时的科技条件和政策限定下，井盐经营者从凿井取卤制盐到盐的外销，可能获取丰厚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投资风险远高于扬州盐商。
当时的扬州，是凭借官方颁发的“引岸”，也就是专营执照把海盐源源不断地销往垄断的区域，赚取着丰厚的利润，自贡盐商却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源和盐业专营体制的双重约束。客观的讲，自贡盐商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都远逊于扬州盐商，但是对自贡和扬州这两个城市而言，他们的分量是相当的，因为盐运发达，扬州盐商在扬州创造了以消费带动的空前的商业文明，而自贡盐商创造出了独特的工场手工业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诞生。“正是因为盐业的兴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众多城市遭遇沦陷噩运的危难时刻，自贡却于1939年9月在分属富顺县和荣县的两个盐场基础上直接建市，当时这个面积仅有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2万的小城市，业盐人却占其中70%，这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
盐商辛酸
当时的政府规定，湘鄂地区除了湖北“施鹤八属”地区是允许销售川盐外，其他地方全部只允许淮盐销售，而明末清初的自贡盐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井灶林立，百工麋集”，当时自贡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工数以万计，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手工业发达城市，这里拥有非常密集的盐场工业群。《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中写道：“如果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不加人为的限制，这个井盐在两湖广大地区是有其广阔的销售市场的，之前有人人为川盐在两湖地区不能与淮盐竞争，主要是川盐‘本重价高’，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自贡井盐进入周边市场的优势都比扬州大，比如淮盐要进入楚地，需要先从海滩通过运盐小河，集中扬州，然后改装大帆船出长江，逆水上驶，遇到大风，经常停滞，而自贡井盐可以顺长江漂流而下，运输非常便利。
在经营的灵活性上，扬州盐业销售业比不上自贡。“淮盐以五百引起票，非七八千金不办，川盐则计斤不计引”，“引”是盐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400斤，淮盐以纲统票，以票统引，运盐单位最少一票，每票500引，相当于20万斤，帆船一载达五千六百多担，川盐纲下即是引，水运每载仅二十引，只有一千两百余担。
尽管两者相比，自贡井盐具备明显优势，但是让自贡盐商郁闷的是，从清朝到民国，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只能限定在附近票岸，边计岸、腹计岸、黔边岸等几个区域销售。
一旦政策稍变，情形就不同了。比如著名的“川盐济楚”中，得到政策倾斜的自贡，就曾获得短暂而空前的兴旺。济楚岸本是扬州盐商销售淮盐的地区，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1853年，南京被太平军功课，淮盐一时无法运到湘西、鄂西的大部分地区，两湖地区无盐可食，清政府这才下决定借拨川盐运济楚岸，此后不久，济楚岸即成为自贡盐历史上最大的销区之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沿海盐区相继沦陷，为保证食盐的军需民用，国民政府决定再次“川盐济楚”，这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让自贡盐业自此步入鼎盛，成就了自贡盐商的“富甲全川”。
但是，自贡盐商的发轫与衰败，毕竟和扬州盐商一样，都受到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影响，自贡地处中国西南，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最初盐业生产的规模并不大，税收也不算丰厚，因此一开始国家的盐业政策便不曾对自贡地区倾斜，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这种政策更是成了制约自贡盐业发展的瓶颈，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由于市场被大量压缩，自贡盐业生产受到极大压抑，造成了产浮于销，场盐积压的局面，几个大的盐业世家，无不负债累累，有的盐场凋敝，资本受到极大削弱。
自贡盐商中少有附庸风雅之人，他们追求及时行乐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2014年自贡尚存的会馆建筑还有几十座，其中的西秦会馆在乾隆元年（1736年）修建的，初建时耗资万余两白银，历时16年，扩建时又耗资4万多两白银，这座崇楼丽阁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已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会馆建筑的精品。然而自贡盐商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商业性的消费之中，由于不可能像扬州盐商那样得到国家垄断性政策的支持，他们只能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向生产领域，维持着井盐产业，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契约股份制的先河，由于投资的保障，自贡盐场的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在18、19世纪就达到顶峰，进而以盐化工业的兴起，使自贡由一个手工工场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城市。
如今，因政策偏斜给海盐和井盐商人带来的不同机遇都已经远去，自贡和扬州两座城市也都有了不同的改变，以政策制约生产者曾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政策优厚经营者却并没有给一个地区带来长久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