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在我国古代历朝不乏其人。他们大多是宦海险恶，官场失意，为了全身远害，无奈而隐遁山林，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这就是一般常说的“山隐”。　　自明清以来，到余庆隐居的不凡其人，有曾任南明朝监察御史“江南大儒”钱邦芑、南明朝尚书左都御史郑逢元、胡钦华，隐居在余庆司（今敖溪）的有曾任四川遵义府兼军道的邓英、开州参将李如楠、四川都指挥使王之翰。

　　归隐余庆司的四川都指挥使王之翰，就是避灾来到这里。纵观王之翰的一生，他一直都在军队中任职，而且战功赫赫。可在平播战役之初，却因一场战役而改变了他的人生，拂衣归山，隐遁终生。

　　据《明史》载：“王之翰，号石岩，四川普安卫人。曾任钦差湖北川东毕郞营兵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四川都指挥使等职。”

　　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应朝鲜国王李昖的请求，大明皇帝朱翊钧克服种种困难，毅然派名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抗日援朝，王之翰以钦差湖北川东毕郞营兵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领四川步兵四千参加了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血战。王之翰所领之军受西路提督刘綎，统副总兵李芳春、吴广的统领，与游击牛伯英、曹希彬、司懋官、吴宗道等率领明军一万三千六百名和朝鲜军一万进攻顺天。该战役胜利后，王之翰返回四川，被委任都指挥使司一职。

　　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任四川总督的李化龙除增收国家税赋外，还私自增加播州的税赋，要求杨应龙长年向其进贡。但杨应龙不允，便派其子前往四川谈判，其子被杀，并将头悬挂于城门，杨应龙震怒，发兵讨伐李化龙，朝庭派兵，并钦点李化龙挂帅，四川、贵州、湖广三省官军联合“平叛”。

　　据《明史演义》载：“都司王之翰全队皆覆。各路兵将,仓卒遁还。”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春，抚臣王继光赶到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人商议后，大军分成三路，从三路取道并进。大军行至娄山关后，驻扎在白石口，抚臣王继光派都司王之翰率兵进剿。杨应龙假意派穆照等人来谈降，因统苗兵据关冲杀，都司王之翰两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死伤过半，血染娄山关。

　　王之翰大败后，自知难逃军责，又不敢回到四川老家，只得逃离战火之地，可是在播州之地，到处都是战火飞扬。于是，他就来到当时播州偏邑之地余庆司。这里虽是余庆土司行衙之地，但却幽遐荒险，奇诡殆甚，幽静而秀丽，山青水秀，是归隐的好地方。

　　隐下来后的王之翰一念清明，淡然无欲。他本就性好山水，云游余庆一带的秀丽山川，垂钓在敖溪河畔，过着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尽情享受着自己的人生乐趣，成为当地历史上有名的隐士之一。同时，他还广结贤士，专心研读。据传他还与地方名人王尔调一起，在拱辰山上的五显祠内办学讲文习武，引来了当地子弟来此求学。每到夜晚，五显祠内灯火通明，与庙灯、北斗星光交相辉映，犹如“万盏明灯”。使得拱辰山、五显祠一时名声大振。

　　王之翰归隐余庆司，所著诗文不少，遗憾的是由于余庆司明末到清，连招兵乱遗失无一留世。而且，关于王之翰的事迹，由于史料有限，也只是在民间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