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3岁的男孩走失时体重90多斤，再被家人发现时已是“干尸”，全身伤痕累累，体重只剩30多斤。这一人间惨剧发生的地点不是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而是城市里的救助站。

4月28日上午，有网友发帖称，河南信阳市救助站一位13岁男孩因不明原因死亡，已变成“干尸”。信阳市救助站发布公告称，一位男性受助人员，因病抢救无效，4月18日病故于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告还配有一张死者的生前照片。

男孩父亲王新红说，儿子于去年10月走失，期间家里一直在寻找孩子。得到确切消息后，他到信阳市殡仪馆确认尸体，看到孩子全身伤痕累累，膝盖肿得很大，骨头很细，还有断裂，有的地方连肉都没有了。一个90多斤的孩子只剩下了干瘪的尸体。

目前，家属方面指责警方存在失职行为，且救助站没有尽到救助责任。信阳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已就此事成立调查组和专案组。目前王志强的遗体还停放在殡仪馆，尸检尚未进行。

隐蔽的救助站

面对质疑，信阳市民政局坚称救助站没有过错。而且据媒体报道，信阳市救助站已不止一次因救助未成年人不力被曝光。

家属：警方不该将人送去救助站

王新红介绍，信阳救助站在信阳市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由于自己是普通的农民工，孩子离家半年来，他“没有想过孩子会在那里，也没有去那寻找过。”

王新红称，根据派出所“出警记录”，“10月3日0时左右，步行街麦当劳快餐店有人报警王新红称，根据派出所“出警记录”，“10月3日0时左右，步行街麦当劳快餐店有人报警称有一名男孩找不到家。老城派出所将其送到市救助站。”然而，在去年10月4日男孩家人报案直到今年4月20日从报纸上偶然看到死亡公告，6个多月的时间里，家人对男孩的处境一无所知。

王新红称，在和信阳救助站交涉期间，他目睹救助站的各种不正常情形，“一个孩子打着赤脚在嗷嗷叫，敲击着大铁门”，感到十分揪心。

民政局：救助站无过错 系因病死亡

信阳市民政局称，2014年10月3日凌晨，老城派出所民警将未成年人王志强送入市救助站，值班人员为其办理了入站手续，并初步甄别受助人存在智力障碍，无法进行正常沟通交流，不能提供姓名、年龄、住址等详细信息，目测其年龄为12-13岁左右。

2015年3月31日，由于王志强身体消瘦且精神较差，面部皮肤多处抓伤，救助站工作人员将其送至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王志强被诊断为“营养不良、贫血、急性胃炎、头面部软组织擦挫伤、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疾病。

4月18日，王志强在住院第19天突然出现血压、心率下降，神智呈浅昏迷状，光反射迟钝。当日抢救无效，医院宣布临床死亡，并出具死亡证明书。

4月23日，王志强亲属与站内工作人员到殡仪馆进行尸体确认，其母通过该尸体左腿两处手术后伤痕认定该尸体为其子。家属声称王志强尸体“身体瘦弱，脸部有伤”，认定救助站工作人员虐待其子致死，遂对3名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围攻。

民政局表示，民政部门在救助期间处置得当。由于走失儿童王志强存在智力障碍，且在送医后不治身亡，故认为自身没有过错。

信阳市救助站曾有“前科”

信阳市救助站已不止一次因救助未成年人不力被曝光。2014年12月4日，17岁的湖南男孩何正果从信阳走失后被送往救助站，之后救助站又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12月9日，何正果被发现在精神病医院猝死，当天信阳市殡仪馆以“无名氏”的登记名字将其遗体火化。

12月18日，信阳市民政局作出处理决定：对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给予停职处理，停职期间配合调查，同时对救助站其他4名相关责任人，待有关部门查清事实后，将依纪依法从严处理。据记者调查，信阳市救助站在救助何正果期间，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未严格执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缺失的一环

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某种任务下的特定对象，难以真正将其视为有尊严的公民个体。如此情况下，不被监督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

流浪儿童是世界各国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对流浪儿童进行有效救助，使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一直是各国致力解决的难题。

王志强不幸死亡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儿童救助机制的缺陷。近年各地不断曝出救助站的负面新闻，事后家属和救助站普遍都各执一词。真相虽未明晰，但对救助站制度的再审视已经开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也在对儿童救助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现行城市救助制度主要依据2003年颁布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救助制度明确规定禁止打骂、体罚、虐待救助对象。

201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意见中特别提出，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

可见，相关制度不可谓不完善，但在落实中却往往走入“歧途”。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某种任务下的特定对象，而难以真正将其视为有尊严的公民个体，如此，不被监督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

救助者亦有尊严，面对冷漠，他们也会痛苦;面对暴力，他们更会害怕。当公职人员面对流浪求助者，以歧视的眼光看待，就是悲剧不断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救助站为什么会变成恐怖之所?先有与社会隔膜的运行机制，后才有不友好的救助机制。但原因并不仅仅止于此，审视暴力救助，面对血与泪的频繁叩问，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答案，莫让制度设计初衷真正遭遇现实悖逆。

结论：每次发生类似暴力救助事件，都是对社会良知和底线的一次拷问。救助站制度不能只建不管，不能在功劳簿上长了领导“面子”，却忘记了开展救助的“里子”。愿相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让救助不再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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