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质平(1905—1978),交道南社人。1919年至三原第一高小读书,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十分活跃。
1922年至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一心向往革命,曾带病去大沽口欢迎孙中山北上,又专程去听李大钊、谭平山的讲演。1925年初,由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李延瑞与许尚志(蒲城人)介绍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毕业前写的论文《选那科好》,在南开周刊登出,引起一场不小的笔战,他的结论是选那科都不好,公开提出要干革命。
暑期赴沪,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没有正式上一次课,经常参加党的各种会议,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集会、讲演。1926年10月,任上海浦东区团委书记,曾参加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工人3次大暴动。
1927年“四一二”以后返陕,参加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会议。冯玉祥背叛革命后,任长安县委书记。1928年2月,任东府工委书记,领导东府红枪会暴动。1931年任西安特委委员,因立三路线问题与省委书记杜衡决裂,单独去河北省委告状。
1931年12月,任陕北特委委员,因太原特委破坏,在榆林被捕入狱,一起被捕的另两人为井岳秀部下。他将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得到井部的同情支持,又借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情况捉摸不清并且将籍贯误为韩城,在法庭进行斗争。他承认自己是来陕北寻找职业未找到,绕道山西返里,因运城大水,困居太原,经同店人某某介绍,投奔原为高桂滋部哗变至红24军的某部,为赶军队来榆林。完全有理有据,虽有中统杀人凶手宋志先在场,亦未挑出纰漏,只判处徒刑7年,既保全了组织,又保全了同志。在狱中,他秘密组织共产党员学习革命理论。当时也在榆林监狱的李赤然(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回忆,狱中难友都对他的革命情操、政治修养非常敬佩。服刑三年七个月,得到假释。
出狱后,找不到党组织,回家调养。1936年初,张鼎安约去刘家洼小学任教,忙假后,教育科举办各学校学生讲演竞赛,他写的宣传全国统一抗日,反对汉奸的两篇讲稿,由史保堂与贺丕烈代表刘家洼小学参加演讲,使听众耳目一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因曾给《工商报》写农村通讯,《工商报》约他做战地记者,去山西。行前,张性初托他带给张慕陶一封信,至太原,张慕陶一定要拉他同去晋南,他借故返回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汇报了情况,再未去山西。
1938年2月,至蒲城中学任教,因从事救亡活动十分积极,被称为“救亡专家”,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黑名单。至他离开蒲城几年以后,仍有人想诬陷某某人为共产党时,就说某某人和张质平有过联系。
1939年暑假,被蒲城中学解聘,10月至渭南固市中学任教。因不能公开进行救亡活动而致力于教学革新。他反对旧的教学方法,倡导学生自学,对功课进行预习,提出问题,反对赶进度,主张少而精,取得相当效果。同时,秘密地在一部分师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大家称他为“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共产党的发言人”。在他的鼓动下,固市中学师生去陕北参加革命的有姜炳泰、王一群等多人。
1945年初,又至大荔中学任教,虽然决心只管教书,一句话不说,但仍对知其底细的师生谈论对“昆明惨案”、胡宗南进攻延安等重大事件的态度,又为停订《工商经济联合版》和校长争吵,至1948年暑假,学校以奉国民党专署命令为由将他解聘。
1946年10月,中共陕西省工委赵伯平派刘零(刘邦显)来大荔宣布恢复他的党的关系。1948年下半年在蒲城师范任教,荔北战役后带领师生20余人随军北上。
自1931年失掉党的组织关系,至1946年恢复。15年中,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尤其是抗战前期,国民党特务把他当作重要的共产党,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又指责他为托派,他仍然毫不动摇,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做出贡献。他有过多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是他上海大学的同学,他一直不理不睬。蒲中校长关中哲多次对他进行拉拢,均遭拒绝。国民党澄城县长崔孟博是他南开时代的老同学,请他担任澄城中学校长,他公开提出要允许他宣传新民主主义,使崔孟博不能回答。他在几所学校,不但不当教务、训育主任,甚至连级任也不当。
解放后,1949年初任澄城中学校长。1950年调任商县中学校长。1960年调任商洛师范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大荔师范校长)被打为叛徒,备受摧残。1978年5月去世前得到昭雪,去世后党组织对他在极其艰险复杂的环境中坚持革命的一生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