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在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一个年头，清政府依旧在现代化的门口举棋不定，踟蹰不前。

天气已经渐渐转凉，平日里繁忙的河街码头今天依旧人头攒动，甚至比平时多出了不少，但相比往日的热闹与喧嚣，这天却安静得出奇。这种安静让平日里习惯了闹市生活的河街民众有些茫然，然而谁都没有打破这种可怕的宁静。

从人们的表情上看：有的人面有愠色，有的人面无表情，有的人幸灾乐祸，有的人满怀希望……尽管每个人的表情不尽相同，但每个人的心里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将有大事发生…… 河街迎客

这一天的河街码头，仿佛是整个清王朝的缩影。

时任长寿知县的沈兆翔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在河街码头铺毡设案，自己亲率县内大小官员在案前依次排开，神色谦卑地望向凤城的东南方向，丝毫没有意识到林庄学堂的师生正在东城门口远远的望着自己，神色异常；正如当时的他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他所服务的清廷将会被时代的洪流冲垮，而自己将成为长寿历史上最后一位知县。

平日里派头十足的官员们面向东南，毕恭毕敬地排列在河街码头上，仿佛等待检阅的队伍，邑人们看在眼里，很是好奇，于是顺着县太爷的目光，望向门前大江流去的方向。

直到大江的尽头出现一注不断往上升腾的烟雾，沈兆翔心中暗喜，微微一笑，正了正衣冠，知道自己要等的人就快到了。围观的群众却不知晓个中玄机，纷纷伸长了脖子往远处观望。

不一会，但见从下游驶来一艘新式轮船。在当时，川江上游的新式轮船并不多见，更何况是如此“巨型”的“机器怪物”，河街码头上不再平静。直到隐隐约约听得见发动机的轰鸣，才看清轮船的船舷上还伫立着荷枪实弹，神情肃杀的新军士兵，码头上的议论声更大了。

沈兆翔没有理会岸边吵杂的人声，率领属下伏地跪拜，恭迎该艘轮船进入长寿境内，然而轮船却不曾在长寿停留片刻，一转头儿，马不停蹄地驶向重庆方向。

岸上欢迎的队伍，还是没能打开轮船里那位大人紧锁的眉头。因为他的心里很清楚：此时川内的保路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自己率新军入川，业已耽搁多日，已容不得在途中有片刻停留。而他不清楚的是，就在刚才迎接他的队伍里，有不少人正是长寿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他更不清楚的是：从他踏上川地的那一刻起，就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就是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兼署理四川总督的满清大员端方，而他所乘坐的轮船亦是川江之上的一段传奇--第一艘驶入川江的华人自营商轮“蜀通”号。

重庆开埠

当“蜀通”号载着端方路过长寿的时候，“蜀通号”的船长远远望着江边欢迎的队伍，一定会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啊，11年前，当自己驾驶着1000匹马力，载重量达150吨的“肇通”号从宜昌出发，历时九天抵达重庆时，也曾受到过山城百姓此等热情的迎接，“肇通”号也因为是第一艘驶入川江的外国商轮而被载入史册，这一切都曾为他带来巨大的荣誉，而此时岸边的迎接队伍，已与自己无关。

和川江上的纤夫船工熟络的他，长寿江上这条“狡猾线”早有耳闻，所以当“蜀通”号驶入长寿后，他一改往日诙谐幽默的性格，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这位金发碧眼的传奇船长，正是我们在前面的栏目中提到过的英国人蒲兰田。

为什么第一艘驶入川江的华人自营商轮会由外国人担任船长？或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更早一段时间，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会允许外国船只深入内地呢？要想解答这一系列疑问，笔者以为还要从重庆被迫开埠说起。

后来川江上的诸多往事，都与重庆开埠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重庆的开埠，拉开了川江传奇的序幕。

说起重庆的开埠，便不能不提到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从缅甸出发，开始探测从缅甸进入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在不事先通知地方官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被当地民众阻拦下来。

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的始末，当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

事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并声言将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清廷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

在山东烟台举行的中英谈判中，英方提出开重庆为通商口岸，以此作为解决“滇案”的条件之一，摆明了就是“借题发挥”。对于这个十分露骨的且与“滇案”毫不相干的侵略要求，连李鸿章都不敢答应，只能以“川江峡滩险阻，轮船万不能行”来搪塞。

次年七月，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笔者在查阅《烟台条约》原文时，在《烟台条约》的第三端第一节找到了如下记载：“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看来李大人的“缓兵之计”再一次“奏效”了，但也只是“缓一缓”而已，条约上白纸黑字的写得很清楚，等到具备了外国轮船通航的条件之后，重庆即开埠为新的通商口岸。

等到1890年3月，时代已经发展到三峡之险亦挡不住现代化的步伐，彼时重庆通航现代轮船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中英两国签署《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开重庆为商埠，川江被迫对外开发。

如果此时再回过头来看清廷当年的“缓兵之计”，无疑于是愚蠢的掩耳盗铃。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纤夫与水手，木船与江轮，专制与民主，近代与现代，一切如同三峡险滩间翻腾的江水一般，激烈的交织在一起，川江之上顿时泛起新的时代波澜。

英雄一笑

时间回到1911，新旧交织最为激烈的一年。

这年秋天，知县沈兆翔还在河街码头跪迎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林庄学堂的师生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革命激情。

“哪天要是去掉这个猪尾巴就好了！”林庄学堂教师、同盟会员涂德芬手持发辫，恨恨地说。“快了！”涂德芬的同事兼好友廖树勋指着端方的坐轮，笑着说：“他是来送死的！”

此语一出，不到两月，廖树勋即手执炸弹只身闯入县衙夺取官印，知县沈兆翔于睡梦之中便成了革命者的阶下之囚，长寿旋即宣布独立，开川地之先。端方与其弟端锦行军至资州，被本部人马中的革命军官刘怡凤格杀。而中国的历史，亦将翻开新的一页。

外轮东来，烟雾萦绕，大军过境，英雄一笑。

笔者认为如果说清朝末年的革命风潮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制，那么长寿县人廖树勋于1911年河街被历史定格的这张笑脸，当是其中最美丽的一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