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生卒年不详），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西一带）人，商纣王末期孤竹国第七任君主亚微的长子，弟亚凭、叔齐。子姓，名允，是殷商时期契的后代。初，孤竹君欲以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已死，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伯夷叔齐奔往西方，在周地部落中养老，与周文王关系良好。后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不满武王身为藩属讨伐君主，加上自己世为商臣，力谏。武王不听，不久周灭亡商朝。

        关于伯夷的事有很多，由我慢慢说来，我是玉石组织。

         夷齐让国讲得就是伯夷的故事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姓墨胎氏，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西汉通俗演义》借伯夷话题来刻划张良的性格。第二十九回“张良复为韩报仇”，叙刘邦封汉王后，张良忽然星夜奔回韩国，致祭于韩王，声言要报不世之仇。后被项伯接到家中，问：“先生今往何处去？”张良曰：“故主已死，残躯多疾，欲效老子玄默之术，学庄周放荡之游，羡箕山之巢许，爱首阳之夷齐，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倘遇蹈隐高人，得闻妙语，使性学复明，身心无病，是我之实心，乃良之至愿也。”为了掩盖“寻一个兴刘灭楚定天下之大元帅”的真实意图，张良借用“羡箕山之巢许，爱首阳之夷齐”的话头，误使项伯“知他无仕进之心”，遂留闲住数月，终于使他得以发现韩信这位杰出人才，并用“说韩信张良卖剑”一整回的篇幅，说其归汉。按，关于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史记》说是：“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西汉通俗演义》却将此节完全略去，遂使张良一番表白，有了合理的基础。


讲述平人故事的世情小说，也有浓郁的伯夷情结。他们或借伯夷以描摹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借伯夷以为议论的大题目，皆能各尽其妙。如李渔（1611－1680）《无声戏》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写的是世上最怪的事情：主人公阙里侯不但内才不济，相貌一发丑得可怜，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口中秽气，身上狐腥气，脚气更像撞着臭鲞。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位集天下之恶丑于一身的人，却一下子占有了三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并使她们一心一意共事之。李渔写邹小姐成亲之夜，领受了他身上“三种异香”，思量道：“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分明是苏合遇了蜣螂，这一世怎么腌臜得过？”满月之后，就将书房改为静室，看经念佛，打坐参禅，再不回头。里侯善劝恶劝，甚至不送饭去，“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情愿做伯夷、叔齐，一连饿了两日，全无求食之心”，只好作罢。阙里侯无疑是虚构的，李渔是隐射谁呢？或以“阙里”为孔子故里，故有人认定是指衍圣公，纯是望文生义。若依“美人香草”之义，美人比的既是文人士子，阙里侯则是他们要无奈效忠的对象――入主中原的满清新贵。口气、体气、脚气，尤其是身上的狐腥气（狐骚），绝对是他们的标志；而“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刚刚只会记帐，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则是对新主子文化水准的鄙薄性表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二者原本都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对于待字闺中的美人来说，可以嫁，也可以不嫁――但嫁是绝对的，不嫁则是相对的；对于讲究行藏出处的士子来说，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但用是绝对的，不用则是相对的。不过，事情往往不能尽如人愿。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士子，何尝不想“贤臣择主而事”？可惜他们所处之世，已非马援所言“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时代了。犹如无辜妇女无法摆脱“贼头”的强暴一样，文弱的书生又何尝能够抗拒新主的污浊？顺治丙戌乡试时，“一队夷齐”之所以下首阳，“非是一朝忽变节，西山薇蕨已精光”。可见作“夷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合欢床上眠仇侣，交颈帏中带软枷”，就是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传神写照。历史既然无法逆转，只有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反改造”：让阙里侯在房里买上七八斤速香，烧起来掩饰身上的秽气；把三个女子当做菩萨一般供养，再不敢近身去亵渎，等等。“丑郎君怕娇偏得艳”，说的就是“不拒其浊，而恃有以澄之也”（王夫之：《诗广传》）。李渔最后叮嘱那些“愚丑丈夫”道：“他们嫁着你固要安心，你们娶着他也要惜福。要晓得世上的佳人，就是才子也没福受用的，我是何等之人，能够与他作配？只除那一刻要紧的工夫，没奈何要少加亵渎，其馀的时节，就要当做菩萨一般烧香供养，不可把秽气薰他，不可把恶言犯他，如此相敬，自然会像阙里侯，度得好种出来了。切不可把这回小说做了口实，说这些好妇人是天教我磨灭他的，不怕走到哪里去！要晓得磨灭好妇人的男子，不是你一个；磨灭好妇人的道路，也不是这一条。万一阎王不曾禁锢他终身，不是咒死了你去嫁人，就是弄死了他来害你，这两桩事都是红颜女子做得出的。”内中难道没有弦外之音吗？正是这弦外之音，《无声戏》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李一贞的评论是不可不注意的。

惜阴堂主人的《二度梅》，叙历城县知县梅魁，升任吏部都给事，决心起奏卢杞、黄嵩一班奸贼，为民除害。不想到任以后，众衙役道：“卢太师是皇上恩宠，礼部黄嵩仗太师的势，真正是人人害怕，个个钦遵。在朝中之官，无不侍奉。今老爷连升进京，也须要先结交太师，面礼部黄嵩亦要留心。”梅公大怒道：“尔等胡言乱语，我也效他们结交趋奉不成！我今进京师，偏不奉承他们，看他们奈我何？如一时恼了我性子，只怕这一班奸贼，也不能安枕。”紧接着，作者写了一个细节：梅公起身闲步，见壁上挂了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图画，不意触了忠臣之念，便在画上题了四句诗：“昆仲当年饿首阳，至今留得姓名香。若存叔季如今世，岂忍群奸立庙堂。”说明伯夷的节操，是忠臣的力量源泉。
烟霞散人的《斩鬼传》，是借鬼来讽刺世态的小说，矛头对准的是种种陋习弊端。惟第八回“悟空庵懒诛黑眼鬼，烟花寨智请白眉神”，一反通部书驱邪斩鬼的基调，用同情的口吻写那“家贫须耐”的穷胎鬼。咸渊道：“路上又逢着一鬼，实实可怜，住着半间茅庵，并无家伙在内，头上戴一顶开花帽子，身上穿一件玲珑衣裳，炊无隔宿之米，炉无半星火。更可怜者，到一家，一家就穷。走一处，一处就败。因此人都叫他是穷胎鬼。那些粗亲俗友都不理他，甚是可怜。”钟馗道：“如此破败人家，就该杀了。”咸渊道：“杀不的，他虽如此，相交的却是一般高人，伯夷、叔齐、颜子、范丹、闵损、袁安，皆与他称为莫逆。”君子固穷，读来真是令人酸鼻。



《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惊谜语妻妾谏痴人”，写了一段宝玉与宝钗的重要对话。宝钗抓住宝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话发挥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于是，宝玉搬出“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来抗衡，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夷齐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站在女道学宝钗的立场，她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第一，巢许、夷齐遁世离群，尧舜、周孔救民济世，前者纵然是高士，后者却是圣贤；第二，夷齐生在末世，所以有托而逃，如今当此圣世，世受国恩，就没有理由出世离群。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是因为他不屑再辩，宝钗反倒以为他已经理屈词穷，劝他收心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宝玉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从他们关于伯夷的争论中，不是能让读者窥见两人不同的旨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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