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被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他是“春秋五霸”之一，而是因为他在同敌人作战时高举“仁义”的大旗，为此，毛泽东专门评价为：“蠢猪式的仁义”。但是举“任义”之旗的宋襄公，如何还有暴躁残暴、杀戮的另一面呢？

四、会盟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

     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发出公告，邀请楚成王、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盂（今河南睢县）召开诸侯会议，同时约定任何人都不准带兵车，因为这是“衣裳之会”——和平的大议，友好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消息传出，作为诸侯会盟的地点的盂城，一时间尘土飞扬，十分繁忙。

     目夷知道后，竭力反对：我们是个小国，争霸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襄公自信地说：“我查阅了齐桓公九合诸侯的资料，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谁发起会议，谁就会当霸主。”目夷见劝阻无效，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楚国兵力强盛而又诡计多端，不讲什么仁义道德，所以要带些兵马以防不测。”襄公说：“做人应该以诚信为本，我怎么能自毁约定呢？”目夷说：“国君为了守信不乘兵车，那就由我带领百辆战车，在会盟场地附近埋伏，以防万一。”宋襄公连连摇头，为防止目夷秘密带兵前往，宋襄公还让目夷跟随自己寸步不离。

     会盟当天，迫不及待的想被尊为盟主的宋襄公坐着华丽的马拉大车，带着大笔如椽的史官，亲自担任使团团长，心满志得地去盂城主持会议。楚、陈、蔡、许、曹、郑等国国君也相继到达。襄公亲自安排好与会嘉宾的住宿饮食。六国国君对襄公热情周到的服务感到十分满意。负责接待的官员向襄公报告，各国代表没有乘兵车来的；楚国使团虽然人数众多，但所用车辆也都是普通车辆。襄公洋洋自得，大步登上盟坛说：“我们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停止相互间的战争，共同协助我大周王室，以定天下太平。”这时，楚成王站起来，带着挑衅的语气对着他高喊：“你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谁来担任？”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我楚国早就称王，所以盟主的交椅自然该我来坐。”宋襄公大怒：“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不像某些人，那个王是自己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把手一挥，楚国将士立即脱去礼服，露出盔甲，个个手持兵器。不出目夷所料，楚国是有备而来。《史记·楚世家》清楚地记载了楚成王接到宋襄公请贴后的反映：“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宋襄公惊慌失措，仍据理力争，楚国士兵蜂拥而上，把宋襄公抓了起来。

      随后，趾高气扬的楚成王率领大队人马，押着宋襄公浩浩荡荡地往宋国首府开将过来，想以宋襄公作人质向宋国换取更多的利益。从盂城逃回首府的目夷，组织军民进行殊死抵抗，楚军攻城没有成功。

      愤怒的楚成王本想杀了宋襄公，但是襄公有一定的美誉度，杀了他会落得个杀贤的恶名，会给中原诸侯留下恶柄，对称霸大业不利呀。但碍于面子也不能直接放人，正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谋士献计：“此次会盟鲁僖公没有出席，他向来以礼仪之国而瞧不起我们楚国，不如请他定夺，送他个顺水人情，他肯定不会置宋襄公于不顾。”几个月后，楚成王邀请鲁、陈、蔡、许、郑、曹六国在亳地会盟商讨此事。鲁僖公最终同意楚成王做盟主，宋襄公被当众释放。

五、仁者

     刑满释放的宋襄公回到国内，越想越不爽，大骂楚国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小人，整天嚷嚷着非要报仇不可。

    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年）三月，郑文公前往楚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朝见楚王。宋襄公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楚国刚羞辱了我，你郑国就去献媚于楚，这不明摆着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年夏天，宋襄公倾国之兵，带着卫、许、滕三个国君，亲自率领四国联合部队兴师问罪，讨伐郑国。楚国因郑国拜访自己而遭到攻击，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楚成王没有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首府。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撤退。

     十月底，宋军赶到泓水岸边（今河南柘城境），安营扎寨，阻截楚军。待宋军在泓水岸边扎好营盘，探子来报：楚军正朝这面飞奔而来，马上达到泓水。

     襄公命人制大旗一面，亲书“仁义”二字，决定与楚国一决雌雄。这不正是自己等待已久，证明自己，一战而为天下知的良机吗？大司马公孙固劝道：“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哪里肯听：“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如果上天不嫌弃我，说不定还可以复兴我殷商祖业呢。”

      十一月初一，楚军到达泓水对岸，布阵完毕。楚军见宋军人少，更不把宋军放在眼里，主动渡河进攻。陪同作战的目夷观察到情况后，马上对襄公说：“楚军大队人马尚未全部渡过泓水，鉴于敌众我寡，我们乘机发起攻击吧。”襄公望着正在渡河的楚军，说：“不行，这样乘人之危，不是君子所为。”过了不久，楚军渡河完毕，正在乱哄哄的排兵布阵，目夷又劝襄公：“赶紧乘楚军尚未列好队列之际发起攻击吧。”襄公是说：“不行，这样浑水摸鱼，也不是先贤所为。”正说话间，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决堤洪水一样冲杀过来。宋襄公说：“这下可以公平痛快地一决雌雄了！”

     双方厮杀，天昏地暗，襄公眼看自己的军队溃败下来，决定撤兵。不料一只利箭射斜穿襄公大腿。幸亏目夷死命保护，襄公才顺利地逃出了战场。宋军大败，甲士十丧八九，中央卫戍部队更是伤亡殆尽。

     宋襄公逃回宋都，首府群众情绪高涨，指责宋襄公不会打仗，丧师辱国；战死者的亲属更是在宫廷外面嚎啕大哭。襄公依然振振有词地说：“君子在战场上，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把敌人逼进绝境。如今虽然惨败,但我们没有攻击过没做好战斗准备的敌军,这不正是我仁义君子风度吗？”

     宋襄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五月，襄公伤口并发感染，伤势恶化，不治而亡，葬于盂（今睢县北湖湖心岛）。

      襄公为何葬于此地，当地人的说法是：可能与他母亲桓公夫人的遭遇有关。桓公夫人是卫国（今濮阳一带）人，生下兹父（宋襄公）后被丈夫宋桓公遗弃，返回卫国，曾作《河广》一诗怀念宋国。宋襄公即位后，限于礼制，母子难以重逢。宋襄公以“仁孝”治天下，于是在宋国西部距卫国较近的地方，堆一假山，思念母亲时就登台遥寄思念之情，名曰“望母台”。再有，孟地也是他梦想未尽的地方。

      宋襄公临终前，曾礼貌热情的、高规格的接待了流亡中的晋国公子重耳。宋襄公认定，重耳在未来一段时间必将成为极有潜力的绩优股，于是把八十匹骏马作为礼物送给重耳，并且嘱咐太子：“楚国是我们的仇人，重耳以后一定能成就霸业，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向他求援。”果不其然，公元前633年楚国挟持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宋国向晋告急。因为宋襄公曾有恩于晋文公，晋文公火速救援，大败楚国，算是替宋国报了泓水之仇。

六、尾声

      泓水之战，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宋襄公的霸主事业随之灰飞烟灭。南方楚国的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数年之内，除了尚处在政局动荡期的齐国、偏处西陲的秦国、地处北疆的晋国以外，楚国相继控制了黄河流域几乎全部中小诸侯国。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泓水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这场战争使“军礼”失去了约束力，诡诈成了战争甚至生活的基本原则。其实，在《孙子兵法》诞生前的时代，“正而不诈”、“成列而鼓”是夏商以来主要的作战规则。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是在恪守规则信条。宋襄公时代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就像今天的“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止使用地雷，禁止屠杀战俘、平民”一样是公认的原则。虽然也有人去破坏原则，但坚持原则绝对不是可耻的事情。但是，在春秋乱世中，宋襄公不切实际地空谈君子风度，为守迂腐的信条，使自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这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

      宋襄公称霸失败，主要是不具备称霸的条件：宋国综合国力太弱，军队战斗力不强，宋襄公本人也不懂军事，更不会搞外交；而且，披着“仁义”外衣的宋襄公却有着残暴凶残的一面，这也是其“仁”不服众的一个原因吧。

      不过泓水之战还是给世人留下了一种堂堂正正的君子风范，而且从此之后，这种风范随之散失中原。因此，后人这样评价襄公：“争霸襄公今何在，黄叶纷飞望母台。仁义之师成笑柄，至今睢水有人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