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荆。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
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惟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常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文革时期:

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薛小和回忆：与父亲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董姓造反派头头。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一天中午，门口的守卫和往常一样，喊薛暮桥和董拿饭票买饭，薛老往卫生间一看，才发现董已经上吊自杀，尸体已经僵硬，而薛老因为读书竟全然不知道。
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在张老太太眼里，薛暮桥全然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更像是一个落难书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经常看见薛老对着冒气的水壶手足无措地喊：水开啦！
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
1984年，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薛老说：他只有两次读书的机会，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牛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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