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当年在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对我们讲过这么一番话：“乐山话是全国所有方言中，唯一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五音’色彩的语言。”
最近，我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对它又有了一定的了解。

首先，我们来说说：当今我国现代汉语的八大方言体系。
一、北方话。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汉族共同基础方言。包括长江以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两省的西北部，广西北部一带。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70%以上。
二、吴语。又叫江浙语，以上海话为代表。包括上海，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份（镇江不在内）的浙江省大部份。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8.4%左右。
三、湘语。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份地区。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5%左右。
四、赣语。也叫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西省（东部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和湖北省东南一带。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2.4%左右。
五、客家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东部、南部和北部，广西省东南部，福建省西部，江西省南部，及湖南、四川的少数地区。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4%左右。
六、闽北话。以福建省福州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北部和台湾省的一部份，南洋华侨也有一部份人说闽北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1.2%左右。
七、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南部，广东省东部和海南岛的一部份，以及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南洋华侨也有不少人说闽南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3%左右。
八、粤语。也叫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省大部份地区和广西省东南部。南洋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侨，大多数都说粤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的5%左右。
除了上述八大方言之外，还有一种为平语方言，多分布于广西一带，其特点为是北方方言对南方方言地区侵蚀的产物。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大众四川话其实也属于“一、北方话”体系。
而现在乐山话和四川别的地区话的差异较大，原因何在？
据说，四川境内保留着清以前（包括元以前）土著居民最多的地区是乐山地区，尤其以乐山以南最多，而迁徙到乐山地区的客家人很多，如郭沫若家就是。因此，如今的乐山话，其实是“一、北方话”和“五、客家话”相互结合的产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乐山话其实不属于四川话语系，乐山话属于“五、客家话”语系。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五音”。
在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有“五音”音阶，又称为“五声”，是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在先秦社会中，乐人、乐师最重视的音级和音阶形态就是五声，即这五个最基本的音级和由此五声音级构成的五声音阶。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五音”，应该不是指这个。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我觉得，我们这里所说的“五音”，应该指的是古代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

“乐山话是全国所有方言中，唯一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五音’色彩的语言。”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声调，至今仍然保留着古代五种声调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现金已经分别改称为“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用符号表示分别是“— / ˇ \”四种，这个是小学一年级学生都知道的。
在今天的汉语普通话中，古代的“入声”已经彻底消失了。而乐山话恰恰还保留着为数不少的“入声”字。例如，乐山话的“的”字，读音le，我觉得可能就是入声字。“我们去打篮球，去不去？”这里的“去”字，念ji，读的时候拖得比较长，我猜想可能也是入声字。
所以说，乐山话至今仍然保留着古代“五音”色彩。

而我们能从乐山话里得到一些古代话音的痕迹，还不仅仅是它的“入声”字。乐山方言中还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语、词组。
我在“天涯时空”版找到一篇四川网友写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四川著名的语言大师流沙河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叫《蜀人俗语亦雅》。流沙河先生说，今天四川话中的不少俗语，其实甚为古雅。譬如我们常说一个人散淡闲逸、无所约束为“散眼子”，其实是从庄子的“散焉者”而来。形容一个没有考虑、没有计划的“弗虑弗图”，是从《诗经》而来。比喻一个人处于浑浑噩噩的混乱状的“恍兮忽兮”，是从《老子》而来。川人常食“羹浇饭”却误作“盖浇饭”，其出自梁代顾野王的《玉篇》“……羹浇饭也”，乐山话“羹”读若羔，由此转为“盖”。川人今常食的“冒饭”系“泖饭”之误，源出记载《水浒传》本事的《宣和遗事》，所谓“泖饭”，沸水烫熟即食……
流沙河先生还回忆说，1951年他在川西大邑县乡下，遇见一不识字的农妇，赶集归来，问他：“街上热闹，你不去瞩一瞩？”“瞩”，“视”也，“视之甚”，叫做“瞩”，语出《类篇》。
流沙河有个发现，凡是方言中不易写的字，可能就是古字。比如四川人比较喜欢形容宽敞的词是宽绰（读若巢，巢与绰可以音转）。
虽然流沙河先生文中指的是大众四川话，但是，在我们的乐山话中，这样的词语、词组仍然是比比皆是。
对于每天都说、司空见惯的一些词汇，我们很少去考虑它到底出自什么地方，比如乐山话听起来非常俗的“扑烦”，用普通话来说大概是“很烦”的意思，但细细一想，它其实是“颇为烦恼”的缩读罢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乐山方言的确是保留了相当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

最后，我还想特别地提一提我们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汉语言文学家，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的有些文学作品具有非常强的地方性，如《女神》（1921年出版）。郭沫若出生在乐山，从小在乐山长大，虽然他后来离开家乡，常年漂泊在外，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较长，但是，他一辈子就讲他的乐山话，用他的乐山方言写诗。他朗诵自己的诗就是用乐山方言。乐山方言的Prosody（格律）跟国语、四川话（成都话）的格律完全不同，正是因为乐山方言的“入声”字很特别，所以读起诗来“平、仄”语调和国语完全不一样。把郭沫若的《女神》用国语朗诵，感觉很别扭；用乐山话朗诵《女神》，却是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很好听。
我又联想到，在古代，诗词其实是“唱”出来的，而不是“读”出来的。例如，春秋时期的《诗经》，汉代的《汉乐府》，宋朝的宋词，等等，在古代都是要靠“唱”的。我认为，用乐山话来唱，就更能体现古代诗词的味道。我高中的时候曾经经常用乐山话来背诵曹操的《短歌行》、刘邦的《大风歌》等很多古代诗词，感觉就特别能抒发内心的情怀，特别有味道。
我猜想，郭沫若先生后来能够成长为我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是否这也跟他从小所接受的乐山话母语教育有关呢？

难怪，国内的汉语语言学家们，但凡在做古汉语学术研究的时候，往往都要到四川乐山来作实地的考察了。据说，每年一届的全国古汉语学术研究会议，会不定期地把会址选择在乐山召开，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