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藏区政教合一的世袭土司制度起源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明正德三年（1508），第五代土司旺秀进京朝见明武宗，赐姓杨，自此历代土司沿用汉姓。杨积庆是管辖卓尼的第19代土司，有“卓尼王”之称。从长江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杨土司是藏区一个少见的“摩登人物”，他聪敏过人，幼习汉书，接受汉文化濡染；虽足未出甘肃境，但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和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对国民党官员惯于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亦深为不满。此外杨土司喜好接待前来卓尼的外国考察家和传教士等，这些交往也扩大了杨土司的眼界。事实上，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中，就其政治眼光、个人素质与思想倾向而言，杨土司这样的优秀人物应属凤毛麟角。

红军当时正艰苦转战于川北一带，处境十分困难，去向未明。长江先生在有关红军长征军事形势的分析中指出，对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因这一带有充足的粮食和其他资源可作补充，“设洮夏两河如被突破”，“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并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个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随后的历史果然证实了他的判断的准确性：红军在9月12日突入甘南迭部地区，踏入杨土司的领地，并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应坚持向北进军的战略，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际上许多红军战士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北上行动的成败。
杨土司在红军过境时，非但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拦截，反而在红军17日攻打腊子口之前，密令调走守卫其自家粮仓崔古仓的士兵，有意地给红军开放了这个存有二三十万斤粮食的粮仓。15日红军到达崔谷仓时，顺利取出这批宝贵的粮食，从而得以修整补充。杨土司的义举对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最终胜利进入陕北根据地，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36年8月5日当红二、四方面军也进入卓尼地界时，杨土司同样打开粮仓给予了配合支援。对于红军过境后流落在卓尼藏区的200余名红军战士，杨土司出以仁义之手，给予搭救和安置。在当时国共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杨土司这样做无疑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杨先生介绍说，就在红军过境后不久，当地军阀鲁大昌向上司状告杨土司“私通共匪”等一系列“罪行”，并于9月24日晚，勾结杨土司手下一名团长作内应，发动叛乱冲入土司衙门抢劫杀人，杨积庆土司及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家人一起遇害，只有6岁的次子杨复兴藏在棉被里未被发现而幸免于难。杨积庆土司之子杨复兴就是杨正先生的父亲。根据杨成武、肖华、黄火青等老红军提供的有关亲笔证明材料并经民政部正式调查认定，杨积庆土司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