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研究名家罗尔纲先生（1901-1997），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少孤贫，全靠寡母帮补缝衣店维持生活。罗母乃文盲，但成名后的罗尔纲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太平天国研治上出成果，全靠母亲从小对他的“栽培”，在性格上打下基础，懂得耐心的必要性。1932年10月，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刑期5年，蹲监南京“老虎桥”，受到特别优待，便计划在监狱这座“研究室”下力研究太平天国史，一并总结这场运动的深刻教训，但被胡适劝止。胡适的理由是：独秀兄革命火气太大，不宜看这方面的书，更不宜作这方面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让心平气静的罗尔纲这样的人去做。

罗母因贫，只能替人缝补，且只能买最便宜的乱丝乱线，得一根根解开后才能接捻使用。罗母也许需要儿子帮助，从小教儿子必须将结子一一解开，将丝线一条条理清，无意中培养了罗尔纲静心专注的好习惯，“锻炼成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而且，母亲尽其所能将她儿时听来的故事讲给罗尔纲听，什么山熊奶奶变人啦、羊公公被狼吃了、仙女下凡……培养了儿子的好奇心。忍耐力与好奇心，恰恰是一名优秀学者的必备性格。“20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

五四时期，罗尔纲还是个中学生，但学校里来了一位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了新思潮新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辨伪求真的学术风气。后来，罗尔纲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本想致力于文学当作家，但不久就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书呆子，生活经历太简单，没有创作源泉，写不出好作品，放弃了作家梦。1930年6月，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赴北平求职，替人干十分枯燥的抄录。由于这项工作十分繁难，前面几位都因缺乏耐心，没干多久便撂了挑子。

罗尔纲坚持干了一年，终于完成此任。从教育心理学来看，从小培养孩子的耐心应该成为明确的教育目标之一。耐心的后面才是毅力，心浮气躁者屁股坐不住，何谈其他？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学校都非常重视。

比如1904年，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顾维钧，主修国际政治，但课程表里却有一门矿物学，且为必修。顾维钧大惑不解，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排错。顾维钧说我们学政治的去学矿物，既没用又枯燥。教务长答曰：“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问，用耐心将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美国教育界早就注意到耐心对人生的重要性。

至于罗尔纲起意研治太平天国，似有一点偶然性。1931年9月中旬，罗尔纲自北平南返贵县探母。一天，他从家中书箱抽出一本光绪年间修撰的《贵县志》，随手翻到一篇有关张嘉祥的传记。

这位张嘉祥即专力追剿太平军的清军江南提督张国梁，是出身微贱的广东高要县人。张嘉祥初到贵县时在一咸货店帮佣，不久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在贵县大岭一带落草为寇，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南宁协副将盛钧，改名国梁，意在从此成为国家栋梁。咸丰元年，他隶属钦差大臣向荣，专与太平军作战，从广西一路追到南京，驻军孝陵卫，乃是太平军最强悍的死敌。后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把他追到丹阳，落水而亡。因他官至江南提督，又是“为国捐躯”，有一点名气，由于最初在广西贵县落草，故光绪年间的《贵县志》便为他写了一篇扼要的传记。就是这篇传记唤起了罗尔纲诸多疑问，为何《贵县志》记载张嘉祥是个绑票勒索、开鸦片烟馆的流氓，而薛福成那篇《张忠武公逸事》却记他“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甚至记述他曾在越南用老鼠作战，大败越南象阵，全胜而归，云云。这一连串大的反差，使罗尔纲不禁起意考信辨伪，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太平天国之旅”。

不过，罗先生不认为仅仅凭发现一本《贵县志》，自己才偶然跌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大门。他认为偶然中有必然：“我是偶然翻出一部《贵县志》就引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吗？不然。因为如果没有我母亲在我儿时给我打下了基本功，没有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没有学校对史学考据的教育，没有参加过蒲松龄假诗的辨伪工作，我的脑子里没有辨伪求真的观念，就断不会因为看了一篇与自己以往的研究毫无关系的文章，就去考证谁是谁非。”

当然，此时的研究只能是业余爱好，生计问题才是第一位的。1934年春，罗尔纲重返北京。当时，他有两份工作可以选择：一是文化基金委员会的文书，每天只需写几封信，十分清闲且报酬优厚---月薪160元。最有诱惑的是干满两年，即由该基金会送美留学，提供一切费用。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整天做编目工作，月薪仅60元，而且讲明多年不能升级不涨工资。但一心向学的罗尔纲认为前者不是学术工作，不愿干，认为后者是学术工作，欣然接受。自然很多人嘲笑他，认定此人傻到家了。就是70年后的笔者，读至此处，也认为罗尔纲有点憨。你想想，且不说100元的薪差，就是两年后的公费留美，那还不让人“义无反顾”？想来当今学子，恐怕选择前者当在100%。

后来，罗尔纲先生回顾这一选择：“今天回忆起来，假如当年我干了前者，两年之后，去美国镀金了，不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要抛弃，说不定会改变我整个人生。但是我毫不迟疑地干了后者，不但晚间得继续研究太平天国史，而白天的工作正是为提高我研究太平天国史能力的最好训练。人生是难免有歧路的，而决定还在于自己。”看来，罗先生不但不后悔，而且还庆幸自己不为所动不为所诱，在人生歧路口作出了“正确选择”。

不过，这也能看出当年学术风气之盛，真是学术至上，一切都在其下。已经33岁的罗尔纲，居然为了一项根本还看不到出路的“业余爱好”，放弃了留学美国这条“金光大道”。以今天学子的眼光，莫要说完全有可能鸡飞蛋打，啥也研究不出来，就是长年苦熬苦守，出了大成果，成了名成了家，又怎样？仅仅这份十几年或数十年的苦熬苦守，就足以使他们“全身而退”，选择各方面保险系数更大的留美镀金，至少物质生活上有了保障。

《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