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1931年7月来到洪湖地区后，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了湘鄂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在领导工运的同时，她还参与了军事工作，同时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她还担任了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5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为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击退敌人，保卫苏区，钱瑛监危受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停止了前进。钱瑛的行动，迟滞了敌人进攻，为我军赢得了时间，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1932 年5月7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里，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搞法，钱瑛很是不解。她曾当面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都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说：“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对于这种荒谬的解释，钱瑛无言以对。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的强大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后大部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星夜赶到该区时，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起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谭寿林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其它一概不知。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和实据，最后只好把钱瑛放了。钱瑛脱险后，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了二姐钱瑄家。在姐姐家休息几天后，一心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工作的钱瑛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

钱瑛
钱瑛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在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写下这样一首诗，回顾这段革命经历：

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了钱亦石家。很快便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担任妇委工作，不幸又一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为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老虎桥这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里，钱瑛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次次都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当时的妻子何宝珍在上海全国互济总会兼任营救部长，化名王芬芳，1933年3月因为营救被捕的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她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旋即被捕，也押至老虎桥监狱，互济会派人给何宝珍送饼子，狱方拒不接收，退了回去。狱方违背了第一次绝食斗争答应下来的条件，钱瑛主张向狱方问个明白，当监狱专管犯人的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宝珍质问他：“你们答应可以送东西，为什么要把东西退回去？”这位科长恼羞成怒，把何宝珍叫出监狱毒打，还要她跪下。钱瑛知道后，大声喊：“政治犯不受侮辱，不许打人。”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政治犯”牢房都喊了起来，为此难友们宣布绝食，绝食到了第三天，迫使狱方答应今后不再打人。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终于暴露，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了南京“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回到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1937年10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2个月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钱瑛又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1939年2月，钱瑛又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这期间，钱瑛为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她把从上海撤退来汉的同志组织起来，一部分送赴西南开辟工作，一部分派到湖北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战地文化服务站，还派了许多同志到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是时，为了给抗战工作训练、提供干部、湖北省委决定开办七里坪训练班，由钱瑛、方毅负责。她对训练班的工作一抓到底，结业时又逐个谈话，根据各人条件和工作的需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她珍惜人才，爱护同志，在党内总是赤诚相见，因而深受同志们敬重。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这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这一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审查”。对康生的所谓“抢救运动”，亲身感受过当年湘鄂西　“肃反扩大化”恶果的钱瑛并不赞同，她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出证明，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在这时，钱瑛得悉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原来家乡咸宁1938年沦陷后，钱训臣率儿孙避难潜江，于 1942年7月客殁马家湖。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安排了大批到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村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为我党组织的力量在“陪都”重庆地区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器重。这年底，重庆局即将离开重庆时，一些同志因敌情严重，接不上党的关系，又不能去南京，非常焦急。对此，钱瑛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为：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关系；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丢掉。即使我们走了，还要交待留在当地的党组织，要做好对这些同志的工作。

1946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也来到南京，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的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和惊人的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谈起来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有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奉党中央指示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去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

1947年，钱瑛担任了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为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后来均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周恩来亲自委派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本兼各职不变，还兼任了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钱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党组书记达5年之久。1959年4月，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她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直接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钱瑛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原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53年4月11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这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