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运动，遭到官侉地主恶霸勾结军阀武装血腥镇压，韦拔群家乡数十个村屯被烧毁掳掠一空，五百多农民被杀害，造成了轰动两广的“东兰惨案”。惨案发生后，反动派又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发通电、出布告，嫁祸于韦拔群。同时，又压迫群众交出韦拔群，以图扑灭东兰的农民运动。韦拔群以东兰县农民协会名义向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广西党政军、报社等发出通电，控诉军阀、官侉、土豪劣绅镇压农民的罪行，并派代表到南宁向当时由共产党人掌握的省党部青年部和农民部报告了东兰惨案的详细情况，随后，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委和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报告情况。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运动。六月，农民部长陈协五到东兰作调查，写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了同情东兰农运的通电。陈勉恕以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身份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提议将调查报告和通电交南宁《民国日报》刊载，但国家主义分子，省党部宣传部长兼报社总编辑黄华表在黄绍闳的示意下，拒不刊载，陈勉恕等向黄华表诘问，黄以“党部未决定办法”来搪塞。陈勉恕等又设法派人将调查报告送到广州，很快就在共产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发表，向社会各界揭露了“东兰惨案”的真相，使各界受到很大震动。南宁的国民党右派和东兰劣绅惶惶不安，他们又制造事端继续诬蔑韦拔群，攻击支持农运的陈协五。共产党人又在南宁组织和召开了“南宁各界援助东兰农民大会”，大会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迫使广西省政府再次派人调查“兰案”。一九二六年十月，黄绍闳在各方压力下，委请省党部青年部长陈勉恕组织“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廿一日，黄绍闳委任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并令原知事办理交代。陈勉恕一行到东兰，受到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官侉地主土豪劣绅却暗设圈套，妄图破坏。这些家伙使出了“美人计”，故意把陈勉恕和省党部妇女部干事黄若珊（共青团员）及另一名女青年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内住宿。他们以为“英雄难过美人关”，陈勉恕同两个年青漂亮的女子住在一个房里，肯定会发生男女关系。这伙人吩咐警卫排士兵，日夜轮流在房外板缝窥视陈勉恕的举动，一旦发现“情况”，立即起哄，妄图以此丑化、攻击陈勉恕，进而达到把陈勉恕一行人轰走的目的。岂料陈勉恕日日夜夜埋头工作，接见各界代表及来访群众， 下乡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撰写材料，起草文告……废寝忘食，晚上睡眠时间很少，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这伙人监视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未发现什么越轨行为。捞不到半根稻草，这个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在实际工作中，陈勉恕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十一月五日，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六十八人。代表农会会员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六人。大会决议撤销县革命委员会，重建县农民协会，推选陈勉恕为主任，韦拔群、陈洪涛、陈鼓涛等为委员。县农民协会事实上成了当时东兰的政权机构。由陈勉恕领导的调查善后委员会不但从十一月初到十一月中旬调查了农民一方，陈还于十一月十二日与善后会其它成员一起到土劣们踞守的隘洞拉料圩会见杜瑶甫等土豪，向他们进行调查。陈勉恕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当面揭穿了土豪劣绅们诬蔑、陷害农民的诳言，并严正警告这伙人：“不能骚扰人民及与农军冲突，须静候解决” 。陈勉恕重新登记国民党员，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清除出党，使东兰县国民党部掌握在左派手中。陈勉恕运用知事的权力，整顿粮赋税收，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垌捐（山区农民在山地垦荒种杂粮，官府巧立名目派捐，谓之垌捐），取消垌租（瑶族农民收获的作物要进贡山主，名曰垌租），整顿治安，处办匪霸，处决了牙龙安等杀人越货的惯匪。对反动头子土豪劣绅黄守先（前任知事）、韦龙甫、杜琨选等为非作歹、杀害农民、烧毁村庄等罪行，作了充分揭露，并张贴布告，通辑法办。后来，捉到匪霸杜琨选，亲自审理

十二月四月，陈勉恕写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送交省府。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期刊第22、23期中，全文连载。 调查善后委员会在结束调查后，即撤回南宁，陈勉恕留任东兰县县长。

但是，调查善后委员会中的个别反动分子在黄绍闳的支持下，另外暗中搞了一份“调查报告”，继续诬蔑东兰农民运动，最后两份报告都送到了省党部执委会，引起了争执。省党部决定两份调查报告同时在南宁《民国日报》上发表。革命的印刷工人在排印时，抽掉了反动分子的调查报告，并在报上发表了支援东兰农民运动的通电。反动分子气得要命，下令追查，并逮捕了两个排字工人及以后去交涉的工人代表，此事，激怒了各界革命人民团体，于是在南宁南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声援东兰农民，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印刷工人。梧州、桂林、桂平等地的工会农会也纷纷发表声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在广州，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年》及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日报》、《农民运动》相继刊载了五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致电慰问广西东兰受难农友的消息。陈协五、陈勉恕的调查报告和评论《值得注意的东兰农民运动》以及中共中央委员、广东农运领导人阮哨仙八月十五日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演说词等，都坚决支持东兰农民运动。对广西右派施加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广西省政府被迫释放了印刷工人，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出“俭电”，对“兰案”作了处理：原县知事黄守先 “着高检厅侦察、拘案、送交法庭讯办”，劣绅陈儒珍、杜瑶甫、龙显云等五名，“着各县知事，一体通缉，务获惩灾，其个人家庭……查明抄没，发交该县农民协会，分别账恤”。而对东兰农民则“准豁免民国十五年度粮赋一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春节期间）东兰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斗争土劣杜瑶甫大会，到会群众数千人，大会由韦拔群主持，陈勉恕在会上作了重要而精彩的讲话，他肯定农民运动“是合法的革命运动”，“农民迫切要求反封反霸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的”。对东兰农运给予热情的赞扬。会场上，群众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东兰一带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并有了发展的局面，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现在，从党的文件知道，陈勉恕被派到东兰处理“善后”及出任县知事，原来是广西地下党早已安排好的，是为加强东兰农民运动的领导，发展和壮大东兰党组织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黄日葵、谭寿林等八位同志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政府方面议派县知事去办善后时，我们就利用机会图打入东兰农运去（那时该处没有一个同志），于是做了三件事：1.派陈勉恕去做县知事（因为各方面也属意于他）；2.组织后援会为兰案声援；3.组织调查委员会（政府、军队、省党部、政治部各一人）插入三分之二的同志，一方面扩大宣传，另一方面乘机考察和帮助农民及农军，改善、加强他们的组织。后来韦拔群入党及加入了一些同志在那里工作，都是那时计划好的”。 由此可见，这次围绕“东兰惨案”展开的、历时一年之久的激烈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胜利，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三月，广西当局右派势力觉察到陈勉恕是共产党人后，害怕共产党人在东兰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给新桂系的统治造成威胁，逐罢免了陈勉恕的县知事职务，命其返回南宁。临别时，东兰县群众为了表示对陈勉恕的信任和爱戴，向他敬赠了“革命县长”、“为民争光”等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