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宜吐，言不宜躁”陈勉恕回南宁后不久，即赴广州向两广区委请示、汇报工作。

四月初，蒋介石为了发动反革命叛变，便纠合广西的李、白、黄、古（应芬）以及汪精卫、宋子文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阴谋反革命政变。在帝国主义的密切配合下，蒋介石于四月十二日首先在上海发难，开始了反革命的“清党”大屠杀。在广西，黄绍雄、黄华表等反动分子也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和“广西特种刑事临时地方法庭”，宣称要用“非常手段”严查共产党机关，对梧州、南宁、桂林等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陈勉恕在广州汇报工作后，乘船返回广西途中，正遇“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西江沿线严密布防，到处设卡逮捕共产党人。勉恕目睹此情此景，即随机应变，行至船旁，故作摔倒状，把随身的文件及革命刊物抛下江中，至梧州上岸，下午再转船西上。下船后不久，陈勉恕发现反动分子黄华表亦随后搭该船回南宁，情况危急。勉恕急中生智，即将毛毡蒙头睡觉，船员每次叫他开膳，他都推说有病不吃，半夜，船到桂平靠岸。上落客较多，他趁其他旅客均已熟睡之机，混到上岸客人当中，悄悄离船上岸，到桂平县府找巫绍斌县长。巫见勉恕到来，万分惊愕，问道：“省府有令通缉你，你到此干什么？”勉恕坦然地笑道：“我是特地送来给你立功领赏的。”巫一贯倾向进步亦深知勉恕为人，但怕事情泄露，对自己对陈勉恕均不利，十分焦虑，没有心思听他开玩笑，便当机立断，叫他改换行装，并雇了一台轿子把他送往蒙圩（为了掩护陈勉恕巫事后被黄绍雄革职查办）。后勉恕又乘小艇奔贵县青云村梁六叔家（梁寂溪同志之父），深得梁六叔帮助，再化装成盐商，经廉江出广州湾，到了香港。

此时，俞作柏因一贯与我党较接近而被黄绍雄排斥，广西“清党”后，他也被迫来到香港，因此，党便派陈勉恕、刘曼舒住在他家中，利用俞作柏与李、白、黄的矛盾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后。叶挺、贺龙奉起义军总指挥部指示，于九月下旬攻占潮州，进入汕头。蒋介石一面指使炮艇猛攻汕头港，一面命黄绍雄率十五军到汕头截击叶、贺起义部队。我党知道十五军大多数是俞作柏的旧部，便指示陈勉恕去做俞作柏的思想工作，试图策动十五军起义。勉恕即与俞作柏启程赴汕头。岂料因情报来迟待他们赶到汕头时，已耽误了四天时间，叶、贺部队已经撤离，汕头已为广东反动军队所占领，但他两并未觉察到。敌人问他们去哪里，他们竞说去《革命日报》（郭沫若等主编的报纸），事有凑巧，敌人却误听为《国民日报》，就让他们的汽车开过去。后来发现情况不妙，知身陷虎穴，便又连夜赶到码头，搭船回香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前夕，陈勉恕奉党的指示，和谭寿林一道回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并担任广州公社肃反委员会审判员。十一日晚，当起义队伍经文德路时，他们和刘曼舒三人便将事前上级发给的红带配戴起来，跟工人赤卫队一道出发，参加战斗。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了，勉恕与林一同隐藏在广州小石街刘曼舒娘家中。

为了与党组织和打散的同志们取得联系，他们派刘曼舒化装成富家小姐，经常单独外出擦听情况。一天，有一位同志告诉刘曼舒：某处某人已叛变投敌，出卖同志，望即转知勉恕和寿林等同志注意安全。勉恕和寿林知道后，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以及同志们的安全，两人当晚便摸到叛徒住处，给他一个突然袭击，结束了他的性命，为革命除了一害。

不久，二人便转往佛山勉恕老家暂避，然后再从佛山取道石岐出香港。刘曼舒则先返肇庆，再从肇庆去香港。三人继续进行活动。由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危害，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全国在白色恐怖笼罩中，革命处于低潮。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以及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愤怒，当时党中央有些领导同志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群众被摧残的情况，要求继续进攻。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奉中央指示，决定派陈勉恕、钟良、朱士冕三人回广西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们三人化装成乞丐，几经转折，从雷州半岛进入广西，但到了湛江，发现敌人内地封锁及期严密，到处通缉陈勉恕、谭寿林等共产党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于是三人决定返回香港。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长时，还电谕俞作柏：“回桂主攻，不能任用共产分子陈勉恕。” 俞与陈的关系原来很好，但蹑于蒋的压力，俞不敢起用陈勉恕，陈勉恕不得不在外地，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他先在香港、广东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团结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创办了一些革命刊物，他用九贤、祖蒂、黄勉之、根崖、儒森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揭露国民党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他又在香港凤辉台建立工作机关，编写印刷《香港小报》。担任华南地区党组织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通讯联络工作。勉恕爱人化名为“刘医生”，专门为当时在全国海员总工会任秘书长的谭寿林传递秘密文件、书信。有一次，要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需要一个较大的房子进行活动，这件事必须保密，于是，由谭寿林出面布置，陈勉恕和刘曼舒担任掩护工作。他们便冒充广州某大亨的少爷和少奶，扬言广州社会动乱，大亨全家大小要迁往上海暂住，他们来上海租了一座两层楼的独立院宅，请了一个女仆，买了千余斤米，以及大批碗碟家具等，一切准备妥当，将要开会前一天，刘曼舒故意提出要去苏州游玩，便带女仆一同前往，一玩十多天，计算会议开完才回上海。顺利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

陈勉恕时刻把保守党的机密看得高于一切。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他总结了经验，制定了十六个字的守则：“交不宜浓，财不宜交，真不宜吐，言不宜躁”。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如一次去广东东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时，他身边带的是两套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都看不到只字的中央指示，原来他借用小说中的字词隔页分行地划上各种符号，表面看，是对小说的圈点评注，其实他已把党的指示内容巧妙地记录其间。平时，对一些必须保存下来的重要文件和情报，他都不放在工作机关里，而是分藏在别的安全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党组织在香港凤辉台联络点召开秘密会议。勉恕与一工人党员最后赶到联络点，发现门前已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便没有进去。不能进去又如何通知联络点内开会的人撤离呢？他急中生智，灵机一动，与同伴商议假装争吵打架，即时二人便撕打起来，立刻引起行人围观，从而惊醒屋内到会的同志迅速撤离。待特务进屋搜查时，已空无一人，事后敌人拘捕了勉恕两人，施以电刑审讯。二人在严刑下，始终不吐露真情。因无实据，港方巡捕只得以违反治安条例，罚款二百元。由其弟勉良保释出境，返回佛山。

当时勉恕的父亲陈养斋，在佛山成为闻名遐尔的中医。勉恕回佛山后，父亲对他说不要再在外面冒风险了，并表示：如不听他的话，以后便不许进家门。还说：“如果愿意出国深造，我可以给你一笔线。”勉恕听说给钱，心想目前革命活动经费正十分困难，能得点钱支持革命活动也好，便随即应：“好吧，听你的。”次日，他拿到数百元白银便离开佛山回到香港，继续搞革命活动。其时，在香港遇到一些从贵县来的乡亲，这些“好心人”又劝勉恕说：“广西李、白、黄很器重你的才干，你回桂求个一官半职不难，何必在外如此奔波。”勉恕听后，不为所动，报之以哈哈大笑。 不久，又往上海重新接党的组织关系，进行工作。

一九三二年初，陈勉恕在上海，团结一批左翼文化人士，于法租界创办了《抗斗》半月刊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当时上海特务和帝国主义军警特别多，环境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勉恕为了写好一篇稿，有时一天得变换几个地方才能完成。他虽如此慎重，仍不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是年三月间，终因怀疑他是“共产分子”而在法租界又一次被拘捕。敌人对他进行毒打、逼供。勉恕的身体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却十分坚定。最后，敌人仍得不到任何“罪证”而将陈勉恕“递解出境”。党组织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决定让勉恕到无锡治疗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