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樵村不但办报纸，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他还是四川彩票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这只“螃蟹”实在难吞，把他几乎弄得倾家荡产！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早把发行彩票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渐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由于初办彩票时都不晓得这玩意儿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樵村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当上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樵村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吧，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你真是名利双收啊！”于是， 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
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樵村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樵村又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樵村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须付出三成之利。傅樵村暗自叫苦：“我白白跑腿奔走，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以归冯！”
到次年（1906年）三四月间，傅樵村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难得了老子？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
更要命的是：这种官办商销的彩票，官老爷们巧取豪夺弊端甚多。开办之初，每月发售彩票一次，共印票20000张，每张售10元。每期都有中大彩一夜暴富者，百姓争相购买，每期彩票卖得精光。“票捐总局”就来个每期共印50000张，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顿时把市场弄得稀烂！
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5元，仍十家九剩卖不脱，傅樵村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银两不还，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而去！傅樵村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借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老子咋个办啊！”
傅樵村同官老爷打交道吃大亏连遇怪事。1906年，彩票局总办翁又申租赁福德街一个州官谈廷桢的公馆，翁因故要转租此房。傅樵村由于多种原因，强装笑脸应承接租，每月租银三十两，还另付了二百多两银子改造费。这年五月间，傅樵村同父母一起入住。因人少屋宽，傅樵村募集徒工开设工业馆，聘东西教员早晚授课。不料运气实在太霉，竟然连出怪事：女儿和侄女在此屋相继暴死，厨师又在中秋这天抹喉自刎，彩票则无期不剩，学堂因无款已停……弄得很信科学的傅樵村也神经兮兮起来：“妈的，这房子硬是闹鬼不成？”到这年十月，他图吉利将工业馆改为“阜利公司”。
工业馆其实就是个小工厂。原来这时傅樵村又麻起胆子在啃另一个“螃蟹”：自造黄包车！
清同治三年（1874年），中国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三百辆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1898年，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即黄包车公司。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争利肇事打架，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到1906年，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樵村，拨了些银两，委他置备数十辆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
此时傅樵村的“阜利公司”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所以说起来，傅樵村又是成都搞“工业”的老前辈企业家！
傅樵村正想靠造黄包车赚点银子填补彩票“黑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到傅樵村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一百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趁机要挟涨房租。傅樵村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几箩筐，房租每月加10两……黄包车造毕，傅樵村再无财力供房租，慌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傅樵村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二百多两的造车剩料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
傅樵村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诉苦大叫：“对我尚如此不可以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
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
朋友苏星舫对傅樵村说：“樵村，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才弄得一蹶不振！两年前（作者注：指1904年），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察，你啥子不买，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图表，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秀才出了门，更知天下事。踏遍东西球，遂我平生志。我生不逢辰，长才困专制。今日归故乡，桑邦能展翅！’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
傅樵村长叹一声说：“你说得对极！归途中我还写诗慨叹：‘出洋反比归家近，入蜀方知行路难！’专制社会中干实事大不易啊……我还是先搞出版、办报，开启民智要紧，昏暗中国方能强盛！”
他是很容易激动的人，当下脸红筋涨地呼呼挥笔，又写了一首诗：“少小从军笔屡投，男儿三十未封侯。士非知己难为用，生不逢时亦自羞。且著新书消岁月，愧无多财到非欧。西方教育东方偏，试看支那胜得无！”
傅樵村从此一心著述，十余年中，汇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傅氏丛书》，计有：《中国历史大地图》二十种、《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四川省文明进步图》《四川省明细详图》《西域古今改革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国朝名人言行录》《考订长江水道图》《“山海经”古地今证》《历代白话史》。他还在宣统年间编纂过《自流井》杂志。扬州出盐商，他设计的封面是个穿高领衣、千娇百媚的扬州美女在自贡盐井框架背景中，这就将扬州、自贡两座盐业城市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川盐销天下”的封面设计，以今天眼光看来也是独具创意的。
川中人士无不惊叹：“傅樵村以个人之力亲自编著、校订，出版如此浩繁之图册、刊物、报纸，实奇人也！”
傅樵村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他费尽心血写的巨著《成都通览》。此书初名《说成都》，1909年问世。全书31万多字，分列400多个栏目，对清末成都的山川、地形、交通、河道、塘堰、物产、寺庙、官衙、仓廒、工厂、银行、邮政、文娱、赌博、妓女、袍哥、官员、学校、商业、行帮、口语、俗谚、童谣、民歌、街道、家具、饭馆……都分项介绍，真是包罗万象！
有人问他：“自古史书、志书，皆官修。你以一布衣百姓，想传不朽么？”傅樵村不高兴了，大声说：“我以久居成都来介绍成都，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不像有的人考据古典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卖弄文字功夫、向官府颂扬献媚骨的一些史书志书，历代太多啰，哪还要我老傅来多说！”
确实，历朝四川官修的地方史志，大多为统治者及士大夫流歌功颂德，而对民风民俗、社会下层民众的记载实在少见。省城商务局总办沈秉堃此时调任云南，他为此书作的序言很中肯：“自《蜀都赋》《华阳国志》后，而四川风土殊少记载。虽通省有志，府厅州县有志，近时新编各乡土志，然皆记其往迹，录其大要，未有于风俗人情、日用寻常货物价值汇集成籍者。门人傅生从游有年，恒留心实学，著述甚多。近又著《说成都》一书，邮寄来滇。浏览一通，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诚人生必用之书也。以个人之调查，为人群之指南，其稗益社会，岂浅鲜哉！”
荣县籍名流黄芝书序言中，更说出此书价值绝不仅限于成都，他认为凡是中国人要了解西南重镇成都，都该读此书：“傅君樵村有《说成都》之作……不假雕镌，自成信史。盖自有成都以迄今日未有之新著也！……成都者，全川、全中国人之成都，非成都人之成都也……吾知此书既出，凡蜀人、非蜀人，皆当手一编，以资快睹！”
这本书在诸多方面留下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将其称为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点不过分的。如说川菜，书中记载的“陈麻婆豆腐”“椿芽白肉”之类四川传统菜肴小吃就有几百种之多。列出川菜、川点100余种，象燕窝、鱼翅、海参、鱼肚等名贵大菜，均是按春、夏、秋、冬四时分类。所记的川菜的重要佐料辣椒就有10多种，如朱红椒、牛角椒、七星椒、灯笼椒、大红袍、满天星等。说起抽烟，清末成都这座30万人口的消费城市，书中记载仅为人“装水烟”为业者竟达1200多人，可见烟客之多。书中记载清末成都有茶馆454家；理发店有619家；收荒匠714家……连“避虼蚤”“避臭虫”及逮耗子的行业、方法都有记载。尽管行文大都简略，但各行各业几乎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百年前的珍贵史料！
由于受过不少当官的“狗气”，自幼“男儿有志事长征”的傅樵村也想过把官瘾。1915年，四川都督胡文澜委傅樵村当松潘县长。这位傅县长看来不是当官的料，他同几个好友、随从徒步上任，沿途写写画画；上任后又四面八方爬山涉水去考察民风民情，还出版了《松潘游记》，备述川边风情，并附图多幅……引来官场中斥责声一片：“这个‘傅宝器’不但是‘奇人’，还是他妈个‘怪人’喃！他是去当官还是去旅游啊？简直是白吃干饭！”
傅樵村很快“下课”，回成都后任过成都红十字会会长。对于短命的松潘县长经历，曾写诗自嘲：“乙卯三月，出宰松潘。一筹莫展，徒诮素餐。高跻岷岭，亲瞰江源。上雪宝顶，饮玻璃泉。过大海子，游山西天。立玉池上，探金穴前。清风两袖，游记一编。乐哉此游，梦醒邯郸。撒手东归，幸福神仙……”
诗中大夸其口，好像比如今人们游九寨沟还安逸！其实这个短命县长内心实苦，此后矮小干瘦的他越发借酒消愁、放浪不羁，1917年7月间不幸呜呼哀哉，年仅43岁！
对傅樵村的贡献，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一日，孙少荆（署名“行者”）在《川报增刊》发表的《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就说：“有两个人是应当特别记一记的。一个是傅樵村君，此君于成都报界可算得一个开山祖师……就是成都向外埠的通信，也是由他先当起的！”
原来傅樵村曾创办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1915年任松潘县知事时，才托给其学生陈岳安独立经营。这个流通处成为打破闭塞的四川与外省及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引进大量中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陈岳安后来还成为川中报界领头人物，被戏称为“大总管”。川中名流张秀熟也曾评价说：“对于开通成都风气、介绍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开成都‘五四’运动的局面，完全靠华阳书报流通处的力量！”
可惜的是，傅樵村长期被人忽视，其等身著作至今除一部《成都通览》外，竟然大都不存于世了，就连其生平事迹，也不可详考！幸喜简阳修建文化广场，傅樵村得以列入简州名人而被镌石传之后世！ “自古真史藏民间”！为国人留下成都清末社会如此鲜活历史的傅老先生随《成都通览》早已名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