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翰（翰，又为瀚）是湖广武昌府通城县（今湖北省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润田湾人）。汪宗翰，字栗庵，湖北武昌府通城县黄袍山润田人，精金石、通书画、善诗词。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大挑拣选知县；庚寅（1890）科会试，中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正六品），1893授侍中（正五品）。1896年调补甘肃镇县知县（实为贬职。甘肃学政叶昌炽在1902年8月5日日记中说汪宗翰“以吏部改官作令，签掣镇原，调补边缺，颇悒悒不得志”），加同知衔。辛丑（1902）兰州任乡试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携老母幼子出关任职。甲辰（1904）大计卓异，赏戴花翎五品衔。1906调兰州，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1909年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汪宗翰，是第一位真正发现、并懂得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重大文物价值的清朝官员，是第一位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文物价值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是最先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作出了了保护、封存贡献的人，更是首先真实向清朝政府汇报敦煌藏经洞文物古迹、并申请清廷政府妥善保管的官员。就是汪宗翰调往京城后，也一直没有忘记敦煌藏经洞中珍贵的经卷、画像，努力说服朝廷拨资金将文物运往京城妥善保管，通过汪宗翰等人的不懈奔波与努力下，终天不负有心人，于1910年，仅剩的一万卷经文、画像得以运京。汪宗翰为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的封存、上报、最终说服朝廷运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下，若是汪宗翰没调往京城任官，不努力奔波说服主要的官员，那些经文、画像又还能保留下多少在国内？） 据《清朝进士题名录》记载，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后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发现藏经洞》一书中，有写到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原文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是为敦煌带来辉煌与劫难的日子。住敦煌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所雇佣的贫士杨某在磕烟锅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纪的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这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使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事点。我们又大量调阅了其他人写的相关著作与文章。王道士本名圆箓，一作元录，是湖北麻城人。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