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从上世纪初起步，至今已走过近百年历史。在这过程，中国电影不但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带着每个时代的烙印，一步步走向世界。现在中国每年出产的电影，仅故事片就有近百部，看电影在眼下也是很普通的事情了。然而早在八十多年前，对中国人而言，看电影还是一件新鲜事，当时电影院里放映的也都是外国电影。正是郑正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也是郑正秋，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更是郑正秋，始终坚持的“教化大众”的编导理念，第一个指明了中国电影的前进方向。

一、萌芽于少年时代的民主意识

      在广东省潮阳县成田镇，有一个叫做盐丁的小村庄，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那就是郑正秋的家乡。鸦片战争后，郑正秋的祖父郑介臣赴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并成为巨富。郑正秋出生于1888年12月4日，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三岁那年，小正秋被母亲张太夫人从上海带回祖籍盐丁村。老家迷人的田园风光、婚丧习俗、潮剧潮乐，乃至在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都给幼小的郑正秋留下极其深刻印象。这从他后来所拍摄的电影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潮汕文化的对他的影响有多深。两年后，小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他的点拨下，小正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翌年，10岁的小正秋进入育才书院就读。

      1902年的一天，这所座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的育才书院，突然爆发一场小小的“学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童，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轰地拥向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体罚。
      原来，在一向以教学严谨著称的育才书院，“体罚”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这天上课时洋先生又要体罚一个学生，不料却遭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学生的反对。“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这个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的一席话，把洋先生问得满脸通红。洋先生怒而转向全班学生：“这位同学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平日里对体罚早就愤愤然却敢怒不敢言的学生以沉默作答。
“下课！我要向校长反映……”恼羞成怒的洋先生夹起皮包冲出教室。
      见这阵势，那责问老师的学生索性大声问同学们：“我们也找校长，要求取消体罚，好不好？”
“好！”
      在校长室，这位洋先生和学生们形成尖锐对峙。育才书院创办以来破天荒的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几天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植善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这个带头反对体罚的学生，顿时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老师们也对这个善于运用知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学生，有了深刻印象。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就是14岁的少年郑正秋。
      可是，回到家里，小正秋的义举非但没有得到父亲的赞赏，还触怒了思想顽固封建的父亲。“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师长，这还了得！混蛋！”父亲郑让卿越想越生气：当初花大钱把孩子送进育才书院，为的不过让他受些洋教育，将来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人打交道，谁知却教出个目无尊长的“逆种”！这种书不能再让读了，还是早点让他到生意场中去磨炼好。主意已定，任凭郑正秋怎样哭诉哀求，郑让卿都不让小正秋再跨进被他视为“虎狼”的育才书院了。但即便如此，育才书院的教育，还是影响着郑正秋此后的一生。可以说，郑正秋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从育才书院开始萌芽的。
     “学潮”事件过后，父亲领着14岁的小正秋来到自家开的郑洽记客栈，让他熟悉客栈业务，认识四方商贾。就像在书院是个受尊敬的好学生一样，渐渐地在客栈，小正秋也成了里外受欢迎的“少老板”。郑让卿不由暗自得意：不去书院来学经商这一着，总算走对了。
      然而，郑让卿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1903年，上海育才学堂演出的一场新剧《张文祥刺马》，彻底地改变了郑正秋的兴趣，从此，郑正秋与戏剧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再也无心经营客栈的生意，开始频繁地去接触新剧，完全沉迷在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之中。
     郑让卿不甘心看到儿子这样“堕落”下去，有意将他推向仕途，于是又花钱在湖北张之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在湖北勉强耽了近两年，郑正秋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遂决定“洁身而退”，然后回到上海，从此走上他戏曲与电影的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