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逆境中展露电影创作的卓越才华
目睹晚清政府腐败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对当时流行、却落俗无聊的剧目及演员的表演也有诸多看法，郑正秋毅然投身于新剧运动。1910年，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郑正秋开始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他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丽丽所戏言》送到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年长郑正秋12岁的于右任怎么也没想到，正是他这封发自内心、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竟使他当了一回伯乐，为中国早期话剧事业和电影界送去一位开拓性人才。
在《戏言》中，郑正秋开宗明义指出“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充分肯定了戏剧的教育功能。在此基础上，《戏言》还强调了演员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品德，认为人品高的，艺品也自然高。同时，《戏言》在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即声调、唱工、说白、做工之余，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也做了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戏言》的发表，在当时的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让许多艺人备受教益。不久，年轻的郑正秋已经成为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家了，之后他应于右任之邀加盟《民立报》。然而，在剧评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和声誉，并没有让郑正秋陶醉其中。相反，他渐渐萌发了改良戏剧的愿望。
1911年10月，人们期盼已久的辛亥革命终于发生，郑正秋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创作了歌颂辛亥革命的长篇时事新剧《铁血鸳鸯》，这也是郑正秋创作的第一个剧本。鉴于当时剧目内容普遍存在着“迷信凶杀、因果报应”的弊病，郑正秋期望通过戏剧，实现“教化大众”的主张。然而，这种主张却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在苦闷之际，他接受了的好友张石川的邀请，开始了拍电影的尝试。

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还在酝酿当中。民主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益，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情况比比皆是。就连郑正秋本人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结果。有感于此，郑正秋自编自导、同时配以潮州音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另名《洞房花烛》）终于诞生了。电影以潮汕地区盛行的封建婚姻习俗为背景，叙述一对门当户对但却素昧平生的男女，因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由父母包办婚姻，命运受人摆布的悲剧。影片中，郑正秋遵循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在批判的同时，也兼顾到娱乐性。他有意地将杂技、戏曲和新剧中的丑角表演适当地引入电影。这对当时看腻了千篇一律打打杀杀杀、滑稽无聊的西洋影戏和国产戏曲短片的上海观众来说，这部既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同时又极具情节性、观赏性的影片，无疑如一股拂面春风，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新鲜感，并赢得一片好评。
《难夫难妻》是郑正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一开始，它就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婚姻制度，它不仅比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要早六年，而且内容更具深度，无疑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一块里程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拍完《难夫难妻》后，郑正秋却离开了摄影棚整整近十年。但对于新剧的探索，他却从不曾中断过。期间，他还组建过新民剧社等，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家庭伦理剧入手，创作了长篇新剧《恶家庭》。《恶家庭》演出的成功，令整个舆论转变了对新剧的态度，由否定变为肯定，由指斥变为赞扬。继新民剧社打开新剧沉寂的局面之后，一系列新剧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萌发、组建起来。中国话剧史上所称“甲寅中兴”的局面，就是这样出现的。而郑正秋，则被公认为的“甲寅中兴”第一人。

但郑正秋心底下最钟情的，其实还是电影艺术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接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也使中国民族电影找到了发展的契机。凭借这一契机，郑正秋再次重返影坛。在张石川的建议下，他和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五人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1922年2月19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明星影片有限公司”的招股启事，其中有一段话说：“将要普及到全世界的影戏潮流，问我们中国人：究竟要不要在世界的艺术上占一个位置？我们想了，我们想定了，我们承认影戏是确确乎能够代表观众心理的，确确乎能够代表新人生的真意义的。我们认定影戏是大可以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的。我们并且看到，假使中国人不办，恐怕外国影戏也要蓬蓬勃勃地蔓延到全中国的。我们所以亟于起来组织这一公司，替中国人争回一点儿体面……”这则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启事，无异于一篇振兴中华民族电影事业的宣言。
明星电影公司成立后不久，郑正秋就提出拍“长篇正剧”的主张。1923年，由他亲自编导的我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真正地实现了郑正秋的艺术理想。该片写了两个家庭：富豪杨寿昌之子骑马摔死，杨是非不分，认恶侄杨道培为继子，又听信其馋言，将怀孕的媳妇余蔚如逐出家门。诞生于贫困农家的余蔚如之子余璞，得母亲辛勤劳作供他上学，终于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余璞奋不顾身救下了眼看就要被杨道培杀害的杨寿昌，但祖孙相遇不相识。杨道培临死前道出自己为夺财产对蔚如的诬害，至此杨寿昌翁媳、祖孙始得团圆，后余蔚如捐献出家产兴办教育。这部电影一经公映，即引起轰动，人人争相观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大小影院都在放映着这部电影。它不但打破了当时国外影片独占我国电影市场的局面，更掀起了国产电影创作的阵阵高潮。
《孤儿救祖记》主要宣扬“平民教育”在“从善惩恶”、“改良社会”方面的主导作用，从而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思想。影片为摆脱文明戏的桎梏，还对电影如何艺术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认真的探索与尝试。此后，郑正秋的电影创作真正进入了旺盛期。
1934年的春节，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了一部令观众疯狂、流泪、如痴如醉的影片，那就是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影片主要讲述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给农民，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由于天灾人祸，姐姐被迫到妹妹家里为妹妹孩子当奶妈，由此引发了诸多令人心碎的情节。郑正秋在这部影片中，把创作视野延伸到社会的更深层次，立场鲜明地揭露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民破产的社会现实。用他自已的话说，是一部“替穷苦人叫屈”的影片。
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当时在首轮影院连映60余天，二轮影院连映40余天，范围遍及国内18个省53个城市以及香港、东南亚，打破了远东中外一切影片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价值的最高记录。而在1935年参加苏联莫斯科影展时，更是得到很高的评价。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2月25日，在意大利举办的1925～1980年中国电影回顾展时，首先拉开展览帷幕的，又是这部《姊妹花》，并备受赞誉，乃至轰动国际影坛。
可以说，电影《姊妹花》是郑正秋整个电影生涯的巓峰之作。
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到现实主义力作《秭妹花》，郑正秋一直都在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并从中展露出他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凛然正气。二十年代他通过《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击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三十年代他又以现实题材从事创作，编写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剧本；此后，他又运用长期积累的电影创作经验，带病为宣传抗日、推动爱国运动，编写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等影片。正是这些影片，奠定了郑正秋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历史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