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虽注定是大国，却也注定无法成为世界性的力量——这种机会在苏联时代之后可以说永远地丧失了。它亦因此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欧亚大陆上维系势力均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建设性，体现于否定性、而非肯定性的意义。

      　俄罗斯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人们会为它的伟大文学和艺术作品倾倒;会为它的坚韧惊叹;也会为它的专制与暴虐切齿。
这是个既能为大善，亦可为大恶，而绝不会让人无动于衷的国家;这种大善大恶的纠结冲突，在其20世纪的历史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并且与中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
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如此表述这种难以说清的魅力：“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着独特的身材——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这是一个我们无法以通常用来认识西方世界的观念来理解的国家。

▌第三罗马
俄罗斯是个帝国。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描述，而是对其深层次精神冲动的阐发。
所谓帝国，就其根本而言，首先是一个心理结果——帝国是对一种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以一个世界历史的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理由。帝国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威慑，而在于文明。帝国之存续的根本理由是其对一种宗教的道德使命的承当，帝国遂行的武力统治，从原则上来说不过是这个道德理想的外化与手段。
这种帝国的精神结构，是古代世界史各大文明圈的常态。无论西方的罗马帝国，还是东方的中华帝国，都是文明的代名词，其兴衰等同于文明本身的兴衰，而不仅仅是特定政权的兴衰。所以才会有明末大儒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前者系乎易姓改号，后者则意味着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所以说宗教—文明与帝国是一种表里关系。
这种表里关系的现实存在却以该宗教—文明圈内有一个独大的强国为前提，该独大强国便是帝国。倘如西欧中世纪的状况，没有任何独大的强国可以垄断其对宗教的代表权(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遭受到各种挑战，以致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嘲笑它“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则该宗教圈内便在实际上无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帝国自命，每个特定国家的存续也无法再以宗教使命为基础，国家的存续本身从而成为该政治体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在近代早期，西方人发展出一套被称作“国家理由”(Raison d’Etat)的理论来为此种最高价值辩护，政治与宗教于是分离开来。“国家理由”向下逐渐发展成为民族主义，成为今天人们通常所认可的国家存续的根本正当性——民族独立——的来源。所谓民族主义是在西欧很特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沙皇俄国并不存在这种特殊状况。公元1054年，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基督教会在长达数百年的隔阂与争吵之后，正式分裂。东方的教会认为自己才是正宗，自称正教，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称的东正教;西方的教会则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东正教的帝国是东罗马帝国的后裔拜占庭帝国，其国力虽已不济，但数百年雄风的积淀仍慑服着所有东正教徒，承认其为文明的核心。
1453年，延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终于倒在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在1472年与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结婚，后者从此开始自称“凯撒”，其俄语发音近似于“沙”，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沙皇俄国开始自视为东正教的帝国。
任何一个宗教都会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于是这个帝国也就会自视为世上唯一正宗的帝国，是文明的唯一寄托所在。
1510年至1511年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第三罗马的意象被构造出来之后，俄罗斯便将自己与更加久远的历史、更加伟大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它进一步成为人类文明使命的真正担纲者。这一使命的道德意义，当然地来源于东正教。
▌苦难与救赎
区别于西部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有着更强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不认为人类可以依凭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对理性对于世界的统摄作用——当然，这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以理性为世界的根本尺度。
它对上帝创世的神秘意图有着一种深刻的信仰，坚信人类终将通过弥赛亚获得拯救，途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信仰——东正教信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从而便是属于人类的帝国，俄罗斯民族便是这个世间的弥赛亚民族。
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弥赛亚，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而使人类获得救赎;俄罗斯这个弥赛亚民族也将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苦难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于是，第三罗马的信念进一步演化成为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
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我们便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历史呈现。这个民族承受着深重的苦难，遍及从底层到上层的整个社会。
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中挣扎，苦难体现在物质层面;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底层人民的这种苦难而承受着深刻的心灵折磨，苦难体现在精神层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被流放西伯利亚，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苦难;甚至沙皇本人也时刻拥有一种深刻的苦难意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经常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使俄国获得拯救，进而使欧洲、使人类获得拯救。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
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苦难不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只有通过它，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才真正获得呈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在逆境中能够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