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台湾音乐人胡德夫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芬芳的山谷》将在内地由星外星音乐出版。
一架钢琴，一把泫然欲泣的低沉嗓音，唱的是土地和飞鹰，山谷与母亲，生命的短暂和灿烂。如果前两张专辑是胡德夫迟来的“青春之歌”，那么这一张就是他迟暮之年的生命之歌，一词一曲的光辉相较前两张专辑更为贴近内心。
胡德夫的故事很长，如果从台湾民歌时代崭露头角算起，中间满满几十年都是为少数族裔寻找失落尊严的奔波，直到近年才稍稍放下，终于有时间带着钢琴和弟子们到处唱歌，录制专辑。65岁白发老先生的大半生都过得非常简单且目标明确：对内心，追索永远芬芳的故乡;对故乡，努力做造福下一代的事。
对外人来说，中间几十年里的胡德夫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传说。尤其对海峡另一端的我们来说，他是从牛背上的小孩直接变成白发老者的传奇，是拥有壮阔胸腔共鸣而钢琴声自由奔放的歌者。
然而当他仍然是我们记忆中歌声高亢的歌者的时候，他已经老了。胡德夫很少讲自己的故事，这一次却慢慢地聊了很久。他谈声音的衰退和精神的仍充沛，谈很痛很痛的几年和用来期许自己和孩子们的《摇篮曲》，也描绘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完整的部落生活”的图景。
即使是现在，他仍会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在嘉兰村走一天一夜的长路，幻想再次和族人生活在一起的场景，“假如再有台牛车慢慢走就很好了”。
然而胡德夫不是沉溺在过去的人。“撕多了日历，生活形态就变了，难道不能在当下的生活里写歌吗?”对他来说，“擦肩而过的人事是现在才擦肩而过，精彩的人事也是现在留在你的脑海里。”

胡德夫
【对话】
“用声带最舒服的状态唱是善待自己善待歌”
澎湃新闻：此前你的歌里很少直接谈论生死的话题，但是这一次的《流星》却很直接地讨论人生，是觉得走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吗?
胡德夫：这不是因为我走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是我看了一部影片，说星云法师很年轻的时候在宜兰布道，身边只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他年轻时候徒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不管有没有得到，都是过程。我把它变成歌，和《匆匆》是相辉映的。《匆匆》是时光滴答滴答走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互相期许珍惜光阴的歌。整个人生里总要有一个东西互相期许，用《流星》的话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留白，总要留下一些美丽。这么简单，简单但是很大。
澎湃新闻：《芬芳的山谷》是为纪念你的母亲而写的。你的母亲曾勉励你为“被寄予梦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她这样说的?
胡德夫：我记得是初中三年级的一次放长假回家，当时我在淡江中学读书，离开她已经三年，接着又要直升高中。当时整个家族只有我一个男孩子还在念书。于是她就跟我说：“孩子你是被寄予梦的人。”我虽然没有做很多事，但是还是做了一些和妈妈的期许相应的事。妈妈给我的是很具体的力量，在低谷的时候都会想起来。
澎湃新闻：在这张专辑里，你曾经很高亢的声音变得低沉一些了。你会害怕变老，不再像年轻时候一样精神充沛吗?
胡德夫：四五十岁会有一点，现在不会了。很多人以为可以一直高亢，但是生命给你的声音上的力量不是一直持续的，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还在唱，但是也已经不再高亢。这样不会影响音乐，也不表示你的精神不充沛。用声带最舒服的状态唱是善待自己、善待歌的方法。
“经常会问自己，有意义的歌在哪里”
澎湃新闻：你曾经讲过，民谣不是唱好听的歌，是唱有益处的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悟?
胡德夫：越写越会这样觉得，悦耳的歌很多，但经常会问自己，有意义的歌在哪里。我没有说自己写什么歌都会牢记这个原则，但都基本朝着这个方向去。像我们排湾族讲，用语汇的时候希望对许多人有包容，在这个包容下人跟人会比较紧，不会疏离。
澎湃新闻：李双泽认为要唱“自己的歌”，就要摆脱西洋歌曲的色彩，用自己的音乐语言。对此你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坚持。是因为你家乡大武山的原生音乐本来就和黑人的蓝调有相似之处，还是因为这种对于“纯正”的坚持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当时你们对此有过辩论吗?
胡德夫：当时我们的讨论还没有细到这里，在他的鼓励下我能写出一首歌他已经很高兴了，他能写出歌跟我们分享我跟杨弦就很受鼓舞了。说要摆脱什么，我没有听过他讲，他只说过要用自己的笔写生活中的点滴。第一次他要我们写歌，我说我不会写。他提示我可以写放牛，所以才会有《牛背上的小孩》。
大武山的音乐和蓝调相通是我说的，因为从心底出来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变成曲式的时候不会很长，但是简单有力。
澎湃新闻：当时“淡江-《夏潮》”包括余光中的诗很多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向往，自称“卑排人”的你在当时和这一股风潮是否会有隔阂?从小到大，你的文化认同有过什么变化吗?
胡德夫：那个时代很难说有什么隔阂，因为最熟悉的是11岁去淡水努力得到的东西。你的语言没有机会说，你的国语没人听得懂的部分，一直在改善，希望比别人做得好。长期这样下来，我并没有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最初我的音乐就来自这些熟悉的部分，后来慢慢加入生疏了的自己民族的歌谣，那个时候才是作比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