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署，又名县治，俗称“县衙”，即一县之治所，近代以来则改称为县政府，老百姓则称之为“县衙门”。县署同时亦包涵了历代政府的规格及制度。曲周县署在城内东街。 建立及发展 汉唐宋前期，曲周县城故址在今邱县古城营，时代杳渺，因此当时县署的情况已不可考。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迁今址。此后直到金元时期，县署情况，几无记载。对于曲周县署的详尽描写，始于明朝。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知县杨文欣建，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知县王锐重建，大堂幕厅及六房、仪门、大门建谯楼于上。后屡有增修。嘉靖十一年知县皇甫汸、十五年知县张鹏翼，二十三年知县雷鸣相相继增修。清代顺治年间知县李时茂，乾隆年间知县劳宗发、同治年间知县王延桂等也对县署进行了修葺。 主要布局及建筑 曲周县署的主要建筑是，最南端是一面东西向照壁墙，照壁也叫影壁，古称萧墙，是中国建筑的独特形式，它能挡住外人视线，使外人不能对里面的办公人员一览无余，从风水上讲它有“避邪”的作用，即不冲，民间大户人家也常用。照壁的东西有两尊石狮子。 照壁的北边正冲的是谯楼，谯楼是类似城楼的建筑，有拱形的门楼和大门。谯楼门上镶嵌一块巨石，上书“曲周县”三个大字。谯楼里面悬挂巨钟，昏晓撞击。全县的时间以此为准。谯楼为清世祖顺治十一年知县李时茂重建，清圣祖康熙年间知县崔湄改造，雍正十年张若岩重修。谯楼的东西两侧即在乾隆时期“前翼以快手房，其旁见马快班房”，各三楹，后期则分别是快手房和捕快房。快手是旧时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差役。捕快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这里是他们的办事场所。 谯楼的北边是大门，为县署的正门。再往北是仪门，仪门是旧时衙署、府第的大门之内的门，具有“威仪”，成为仪门。按《辞海》解释：“仪门，明清两代称官署大门之内为‘仪门’，取有仪可象之意。”仪门是县令到任，迎送上级官吏出入之门。仪门的东便门为“人门”、“生门”，人们通常出入此门。西侧便门为“鬼门”、“死门”，古代为解押死囚犯出入的，平时是关闭的。在仪门与谯楼之间，是一进院落，在东侧是土地祠。“土地祠在县治仪门东”，同治《曲周县志》第六卷的《坛祠》中的“土地祠”条下的按语说，“土地之神未详其始，盖即社也”，“俗又称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者”。仪门西侧有一院落，成为囹圄所，在整个县署内位于西南方向，也就是曲周县的监狱，监狱分男监和女监，用以关押犯罪人员。狱门向东，虎头形，监狱上方，设置着天网。曲周监狱“地颇狭隘”，“墙垣卑庳（bei）”，囚犯“勤桎梏”，“暴露暑湿均所不免”。清乾隆时期知县劳宗发撰有《囹圄图说》有所说明，该文收录在《曲周县志》的“建置”部分。“狱神庙在县治监内”，监狱内还设有狱神庙。 仪门上有突出的前阶的平台即月台。其台阶，也叫作丹墀。这里是知县举行礼仪和接见群众以及节庆时接受百姓朝贺，每年正月的元宵节时“闹社火”、“舞龙灯”、办“灯棚会”等娱乐活动，各个表演队伍都是从县内各街衢社屯聚集到这里，经知县批准，发“赏钱”后，方才正式开始，从这里出发，只到高潮。体现了官民同乐，休戚与共的政治理念。 仪门的北边是戒石亭，也称戒楼，位于县署大堂的前边。戒石是宋代以来立于地方官署中刻有警戒官吏铭文的石碑。戒石亭是加盖在戒石上保护它的亭子。戒石的正面大书“公生明”三个大字，背面则书写的戒石铭则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廉生威，偏生暗”，知县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抬头可见，以提醒其秉公办事，若徇私枉法，天理不容。历代官员都把修身立德作为为政之道，书写在官衙的醒目之处，耐人寻味，令人赞赏。对现在的干部和群众也有着积极意义的教育作用和借鉴作用。 戒石亭的北边正对着是县署大堂，大堂也叫公堂，正堂，为曲周知县办事或审理案件的正厅。历任曲周知县都在这里从事审理刑事案件，举行重大典礼，迎送上级官吏，接受圣旨等政务活动。大堂的两侧有一幅对联，其内容为“三尺无私任情任理须念阶前赤子，寸心难昧为仁为诚当看头上青天”。显示执政者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执政为民的愿望。 县署大堂的东侧是库楼，西侧是收粮所。在大堂和仪门之间，东西两边（两翼）各有一排廊房，是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六房，也称吏曹。东边是吏、户、礼房，西边是兵、刑、工房。吏房掌管官吏的选任、述职、提拔、分配等事宜；户房主要掌管赋税、户口、劝农等事；礼房掌管礼乐、祭祀、宴乐及学校贡举的政令等事；兵房负责武官的提拔、选用、考查、兵籍、军令等事宜；刑房负责缉拿盗贼；工房负责地方工程的营造。县衙六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其首领由知县指派小官吏担任，称为书吏或承发吏，直接对知县负责。六房既是明清时期政治的体现，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的潮流。在六房的前边，各有一排小一半的房舍，称为皂隶房。皂隶是旧时衙门的差役，供长官传唤。 在县署大堂后边是县署的“二堂”，名“思补堂”，顺治年间，知县李时茂改为“逶蛇（迤）堂”。“思补”的意思勤于政务，赢得时间，挽回损失的意思。“逶蛇”的意思是“顺应自得”，无为而治的意思。后又改为“思补堂”。这两个堂名都体现了当时执政者的一些理念，在今天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二堂的东侧是库房，西侧是寅宾馆。寅宾馆，即客馆，类似现在的官方招待所。寅宾馆，原来在县署左前方的土地祠东边，仪门之东。乾隆年间，移建现址。这个地方也名“松树园”，过去这里曾经有数十株参天的古松，环境格外雅致。 思补堂的北边又有一层门，名叫宅门，宅门的后边是县署的三堂。三堂名曰“协中”。“协中”是符合中庸之道；适合，合适的意思。该词出于《尚书·大禹謨》：“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清嘉庆年间，知县刘沄在三堂西建客厅，叫作“花厅”，是一处幽静的院落，其内花草虫鱼，凉亭小桥，假山矗立。这座假山，是一块典型的太湖石，多孔，漏透，即传说中曲周“三山不见”中的一座山。假山上有历任知县的题款、印章以及来曲的名人的题词等。在政务清闲之时，曲周知县也常常邀集县内的一些名流、达官、绅士、寓贤、乡老等在此集会，或吟诗，或作文，谈古论今，纵横天下，可谓情趣盎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还有人曾经见到着这架假山，不过被转移到县署的西南方向，后来不知所踪。 三堂的北边是内宅，为知县宅。为知县及其家眷住的地方。正房称为“上房”，后面有一座“后楼”，为整个县署的最高点。知县宅位于县署最后方，体现了“前堂后室（寝）”的理念。段玉裁在注释《说文》时说，“古者前堂后室”。 在县署的东吏曹的东半部分有一处院落，叫作马厩（jiu），原名“公厩”，是养马的地方，也叫马棚。马厩的最北方是马神庙。前方还有萧曹祠。萧曹祠是祭祀西汉时萧何、曹参的庙祠。萧、曹二人本都是衙役出身，后辅佐汉高帝刘邦成就帝业，先后官居宰相，成语“萧规曹随”就是说的他们的典故，是封建时代官吏的榜样，故旧时县署中多建有萧曹祠。萧曹也是县衙内的保护神。 与马厩相对应的，在县署的西吏曹的后面有一处院落，是典史宅。典史，官名。元始志，明清沿志，不入品阶，即“未入流”，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如无县丞、主薄，则典史兼领其职。典史宅的建筑格局整体为坐西朝东，体现了其辅佐知县的内涵。 现存最早的编纂于清顺治十三年的《曲周县志》中的《建置·县治》的序言中写道，“公署所以听政而出治，虽无取壮丽，决不可以草陋居也。郭林宗逆旅一宿必扫地而去，官署倾攲，得无乘堂之惧手。子瞻记凤鸣驿足以观矣。故不传舍其官者先，白不传舍官署始”。 县署方位 曲周县署坐北朝南，中轴对称，总体呈北高南低，逐步抬升，且地址完全处于曲周老县城的中心点上，整个建筑群严格按照明清两代的官衙建制和堪舆学说而建，体现了古代地方衙署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监狱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其建筑布局与《明史·礼志》、《清会典》所记载的建筑规模完全相符。 署内历史故事 曲周县署内各院落开阔幽静，气氛肃穆。在老百姓之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县署的传说故事。丈杆即是其中一例，丈杆是悬挂在大堂的两个柱子之间的一种杆子，因为县衙两个柱子之间的距离整整一丈。民间若发生土地、宅基纠纷时，则迎请公堂的丈杆，进行测量，才算公正、公平。在审理案件时，据说大堂通常是审理一些刑事案件，民众还可以去听堂，以示审判的公正。二堂是审理一些社会上的风化案件，因为这些涉及到一些个人的隐私。在二堂断案时，知县通常是给原告、被告讲一些三纲五常之类的内容，用伦理道德来教育他们，从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一般很少动刑，除非当事人冥顽不化，痴迷不悟，但靠说教不能解决问题方才动刑。至于三堂，则威力更大，三堂可以审判皇上、娘娘。县署还是存放县里的文牍档案的集中地方，历代镌刻的县志的雕版也储存在这里。 署内文化 曲周县署内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每个院落，各个大堂上都有精致的砖雕和石雕，大堂及各个廊柱上都镌刻或悬挂着意涵深刻的楹联，各大堂及门楹上悬挂着为数众多的匾额，遗憾的是其中的很多内容都已经失传了。曲周县署自北宋后期迁移今址后，历经金元明清民国近千年的时间，有名可考的曲周县知事（民国后为县长）有二百多名，他们都在在曲周留下了不朽的芳名，其勤政为民的事迹至今还是流传。封建时代在任官制度上实行的是“回避本省”制度，因此鲜有本省籍人士出任本省县职的，出任知县的，基本都是外省人士，有山东、山西、湖北、广东、浙江、贵州、辽宁、陕西等多个省份，清代还有些旗人（满族）。他们都能严以自律，爱民如子，令人敬佩，后人将他们作为廉洁的官员记录在《曲周县志·宦绩》中，对其做了最好的评介，正如乾隆版县志的编辑者王今远说，“一行一事著实可以喻于时”，即他们的事迹、作为值得后任官员借鉴；同治版县志的编辑者刘自立也说，他们“琴鹤而来，冰玉而去”，“德化入于人心，阴雨流为膏泽”，“善政善教，流风未泯”，不会因时间的长远而泯灭失传，以史为鉴，值得后人的学习和发扬。 曲周县署在历史上每次修葺，都是重大的事件。各个版本的《曲周县志》的艺文部分就收录相关的文章记录。其中有本县人宋欧的《重建县治大门谯楼记》，知县浙江钱塘人劳宗发的《重修曲周县署碑记》，知县山东诸城人王延桂的《重修县大堂记》等几篇，都是研究曲周县署演变的重要资料。在这些文章中，都阐释了“居官犹传舍”且以“廉俸为之，不以丝毫累民”的理念。从历史上数次修整理的次数和规模来看，统共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曲周县署的修葺也不过是数次之多，平均几十年甚至百年才修葺一次，充分体现了“官不修衙”的中国文化传统。 县署发展历程 曲周署历经风雨，饱经沧桑。明末，李自成的闯军的一支曾经占据曲周，对县署进行了很大的破坏。清代后期的同治辛酉年，山东发生旗军匪乱，曲周城陷，被“焚毁一空”，同治二年知县王延桂重修仪门、戒石亭、东西吏曹，中大堂，左库房，右柬房，三堂前宅门，后知县宅。三堂之西称为“签押房”，再西花厅，南北统称“幕宾房”。截止到同治八年，拙于财力，“大门、谯楼、二堂暨库楼未及修”。 进入民国后，曲周县署仍为曲周县政府所在地。随着政局变革，整体改革，各房舍改作他用。库房改为征收所，柬房改为司法警察所。签押房改为收发处，西花厅为分科办事处，幕宾房改为秘书处，各科长无定所。戒石亭、东西吏曹、大门上谯楼俱废圯。日军据曲期间，这里是曲周县伪政府的所在地。抗日战争后，曲周县改称企之县，县政府也曾驻扎此地。1950年后曾作为曲周县人民委员会、县中学、文革期间为革命委员会驻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东街东头路北广场新建，县政府成为曲周县招待所。现为曲周县公安局办公处所。曾经大堂庄严、楹联林立、古树参天的曲周县署现在不复存在，不免使人扼腕叹息，仅有一株古老的石榴树还在茁壮成长，似乎还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