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花灯属于云南花灯的一种，昆明花灯流传于昆明城郊的东庄、大树营、小坝、小菜园、大厂村、小厂村、岔街等地及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县、晋宁县、安宁县和宜良县。 清道光年间，昆明地区已有花灯小戏的演出。

      昆明花灯流传于昆明城郊的东庄、大树营、小坝、小菜园、大厂村、小厂村、岔街等地及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县、晋宁县、安宁县和宜良县。

      昆明花灯早期的演出，与会火（社火）结合，于春节、元宵期间活动，由灯会（灯班）组织。演出前要举行“迎灯神’，仪式，并由管事向各处投送灯帖。演出队伍由写有“太平花灯”的灯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的各形彩灯领队，依次是过山号和文武乐队，狮灯龙队、武术杂耍队、高跷、旱船、跑驴、秧佬鼓、霸王鞭及彩妆的剧中人物或扮成“鹬蚌相争”、“大头宝宝戏柳翠”等故事沿途表演，并向接了灯帖的人家祝贺，此种演出形式亦称“贺灯”，由于边走边演，群众称之为“过街灯”。

      清道光年间，昆明地区已有花灯小戏的演出。有的用《打枣竿》、《金纽丝》、《倒板浆》等清明小曲演出《乡城亲家》、《瞎子观灯》、《打渔》、《朱买臣休妻》等剧目。由于演出内容的不断丰富，演出形式亦发展为“择广场演唱，以资群众围观”由于形同簸箕，被称为“簸箕灯”。

      清光绪时，农村各地灯会、灯班、灯棚等业余花灯演唱组织先后建立，有的灯会，不仅在春节期间演出，还被邀去邻近村寨演出或教戏，出现了罗四先生、李本忠、樊永寿等教灯师傅和唱功先生，使昆明花灯进一步普及，形成“每岁春正月，各村迎请后稷田祖设坛致祭，演龙灯、花灯，鼓吹笙箫，弦歌遍野”。1924年，昆明明家地灯班，曾被邀至五华山为唐继尧就任云南总督演出，这是昆明花灯进入省城演出的开端。

     民国初年，岔街东岳庙组成一个花灯班，在金碧游艺园（昆华医院）露天剧场演出。1938年，王旦东与花灯艺人熊介臣，董义等结合组成了第一个花灯演出专业团队：农民救亡灯剧团。创作演出了《张小二从军》、《新四郎探母》、《汉奸报》、《茶山杀敌》等宣传抗日的现代戏。除了在昆明演出外，还到滇西、滇南40多个大小县城演出，历时一年多，终因国民政府及社会封建士绅的刁难阻挠，被迫解散。花灯演出再次恢复完全业余状态，花灯艺人仍回到农村或茶馆进行季节性演出或清唱。

     1946年后，昆明市区的花灯艺人曾先后在“庆云”、“华丰”、“昆明”、“太华春”、“聚盛”、“太和”等彩排茶室，进行过营业性演出。为维持营业，增加演出剧目，移植了一些“善书”唱本和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白扇记》、《蟒蛇记》、《槐荫记》、《金铃记》、《秦香莲》等；并吸收滇剧艺人参演，演唱中带入了部分滇剧声腔，被称为“灯夹戏”。“灯夹戏”的演出，对花灯的表演、声腔、服装、伴奏等方面的戏剧化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昆明部分大、中专学生编演了不少配合“反饥饿、反内战、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花灯演唱和花灯剧，如云南大学花灯组演出的《戏迎新太阳》、《红军哥哥回来了》、《姑嫂拖枪》；师范学院花灯队演出的《一朵红花》、《血海深仇》；文联（地下）花灯队演出的《城隍偷鸡》、《偷瓜记》等。1949年，庆云街建立全省第一个专唱花灯的庆云剧场，一些专业花灯班在场里唱花灯。这些班子时聚时散，由少数艺人承头组织，没有专门的班子名称。在剧场里唱得比较长，对盘龙区花灯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是熊介臣组织的花灯班。他们从滇剧移植来许多剧目，如《四下河南》、《狸猫换太子》等。长春路东段又建了一个唱花灯的茶室，马云顺组织的花灯班在茶室里演唱，对盘龙区花灯活动也有一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把流散昆明的花灯艺人组织起来，1950年成立昆明花灯工作者联谊会。1951年初，在“联谊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民间职业剧团－昆明人民灯剧团。团址设在文庙，建团后招收了第一批女青年学员，结束了花灯一直以男演女的历史。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参与下，先后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花灯歌舞和小戏如《十大姐》、《大茶山》、《三访亲》等。《三访亲》在文庙第一剧场上演连续80多场满座，轰动一时。1958年7月，昆明市属第一个国营花灯专业表演团体—昆明市花灯剧团成立。多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省市专业剧团的先后建立，昆明地区的花灯艺术，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成为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出现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演员，袁留安、王玉霞演唱的花灯，成为电台经常播出的保留节目，并录制成磁带广泛发行；袁留安的唱腔还被中国戏曲研究院制成盒式磁带，编入了《中国艺术家唱腔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