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辛亥革命的留学生 队伍中，景耀月无疑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志士，也是文坛一位很有成就的国学大师和著名诗人。
景耀月，字瑞星，号太昭。1882年出生于芮城县陌南镇小寺前村。幼年家境困窘，他与父亲靠租种土地和编制竹器为生。少年师从芮城名儒刘谓渔，因学业优秀被选入太原令德堂学习（后该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他是1904年山西首批官派留日生之一，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毕业时获法学士学位。
革命先驱功勋卓著
在日本留学期间，景耀月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担任组织干事，还被留日同学推举为中国留日同学会主席。他结识了胡汉民、宋教仁、黄兴等人，并一起为在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奔走呐喊。他经常组织留学生，与立宪派和保皇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和于右任等人发起并成立了豫、晋、秦、陇协会，并担任会长。他积极参与山西留学生和民众的争矿运动，在烈士李培仁的悼念会上，他一纸骚体祭文，“哀音满纸，闻者涕下”。他与山西学友景定成、王用宾等留日学生发起创办了《第一晋化报》和《晋乘》等革命报刊。在《民报》等许多刊物上发表过颇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的文章。
从日本返回上海后，恰逢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日报》被查封，遂与于一起创办《民吁日报》。他在报上揭露日本欲侵略中华的阴谋，从而引发了国人抵制日货运动。他时常在上海影响较大的三大报纸《民呼》、《民吁》、《民立》上发表时评与文章，宣传和发动民众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揭露日本欲亡华之阴谋。因之，被日本侵略者所忌恨，也为清廷所不容，被迫流亡南洋。流亡期间，他还在西贡、河内等地组建了同盟会分支机构。后来，他再度赴日，与孙中山、黄兴等策划南北起义之大事。辛亥革命前夕，他被委派负责北方地区的起义筹备工作，遂由日本归国。以上海为基地，他多次往返于京津、华北、东北、西北各地，联络革命同志，组建同盟会分会，发动和布置起义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北各省纷纷响应。各地派代表集聚南京，共商开国大计。他以山西省代表的身份被推举为各省代表会议议长。当时事出仓促，百废待兴，无章可循，他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夜不成眠，妥善处理了不少事务。他起草了《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法》，对于建立民主体制的立法工作，他贡献甚多。在马上要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而就职宣言还未准备妥当之时，他进入一旁室，执笔急书，几乎一挥而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他以参议会参议长的身份，发表支持孙中山就职的演说，并亲手向孙中山交付了印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并兼任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主持拟订了全国第一部民主教育法规，法规中主张男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主张废止祀孔读经，从而为我国近代的民主教育奠定了基础。他经常与“国父”孙中山一起共商国是。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合照，现仍悬挂于武昌辛亥革命纪念馆和北京香山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孙中山曾亲书“高远”条幅赠予他，以表彰他的赫赫功勋。
民族气节后人称颂
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因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被扣押在总统府怀仁堂达十数天。袁世凯欲达到恢复帝制之目的，花重金收买景耀月为己所用，景严辞拒绝不在赞附帝制文约上签字。关于这一点，《山西通志·人物志》认为“景为‘筹安会’成员，‘劝进’袁世凯称帝。”全面考察景的一生，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创建共和国，晚年至死不为日伪政府服务。袁的恢复帝制，属于背信弃义，倒行逆施，铁骨铮铮的景耀月，怎会依附叛逆？景的后人景柔和景炎在《景耀月事略》一文中记述，袁为拉拢景，亲派儿子袁克定把200万元送到景家，并说：“总统因你对共和开国有大功，特拨此款，作为办事费用。”景坚辞不受，后悉数交还总统府财务负责人袁乃宽，并对袁说：“此系国家公帑，我私人无权享用，敬交还政府。”世人只知袁氏送钱，不知景悉数退款，对他产生误解。张勋复辟，他激于大义，潜回山西，发动晋、陕、豫各省的革命力量，组织“两河讨伐军”（两河指黄河、渭河），并被推举为总司令，声讨叛逆；曹锟贿选，他有病住院，还托老友带手书给曹，谴责他的可耻行径。在东北军阀张作霖逮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等人时，他写信给张，劝阻他不要杀害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以后还写信给张学良，营救共产党员李经国出狱。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他致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又写信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说：“必将使蒋停内战，息党争，顾大局，团结御侮，救亡图存，避免内战，勿予敌以可乘之机。”毛泽东主席曾写给他一封信，邀他赴陕北共商国是。他因正患肾炎，需住院治疗，未能成行。但他与来人相约，一旦肾病少愈，即应约去陕北。
此后时局混乱，他觉得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如“置身于粪窖”。便退出政界，以讲学为生。北伐战争后，蒋介石政府对外卑膝投降，对内祸国殃民，残酷迫害爱国人士。他把这些行径斥为：“杀民主义，刮民党”。惊闻“九一八事变”，景伏案痛哭，三日卧床不食。早年在《民吁日报》被查封时，给他送信使他躲开一劫的郑孝胥，就任溥仪伪满洲国的总理。虽然他们私交很厚，但激于民族大义，他写信给郑，斥责他：“背叛祖国，甘效吴三桂、洪承畴，认贼作父……”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支持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出山”筹备“华北自治”，他面见吴予以劝阻。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政府对他硬逼软诱，希望他能主持华北教育总署的工作。景以“我是文人，无心政治”予以拒绝。日伪政府登报发表景就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消息，他立即登报声明：“此事，我事先不知道。我今年老体衰，百病缠身，实难胜任。”他非常清楚自己处境险恶，但丝毫不惧怕，还常说：“我不能为文文山（文天祥），亦当效史可法！现在是民族兴亡大事，不同于国内争端，未可丝毫苟且！”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苏武乃是我师！”抗战期间，他久居凶险之中，没有收入，生活困顿，无钱治病，病情日益加重。日本人知道他不会屈服，也知道他支持抗日救国活动，于是将其子景炎以抗日罪名，逮捕并关押在敌宪兵队，严刑逼问。又以同样罪名，通缉其另一子景柔。其夫人死于日寇扫荡之中，其故居也被日本士兵所焚毁。日伪军士兵又多次搜查景耀月的住所，撕毁其藏书，对他多次进行殴打、辱骂。日本侵略者欲置他于死地，便派山西省伪省长，后任华北伪政府教育部长的苏体仁等，以接他治病为由，把他送入北平伪同仁医院。在那里，谎告他患有膀胱瘤，割开他的膀胱，不予缝合，使他尿血、感染。他呻吟于病榻，每日出血盈盆，终被日寇迫害致死。
由于景耀月在创建中华民国中的不朽功勋，和抗战期间以身殉国的大忠大义行为，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宣读了褒扬抚恤令。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新华日报》上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
学术文章勘称典范
除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外，景在苏州参加了爱国人士成立的诗社南社，并编辑过《南社丛刊》。还与柳亚子、俞剑华、苏曼殊等人以文会友，开展革命工作。为振兴教育，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朝阳大学、北平法政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却依然著述不辍，一生写作不下数千万言，其中一些系我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文献。在古典诗词方面，其造诣颇深，他曾写出两三万首古诗，实为我国近代诗坛上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名家。可惜因为战乱、颠沛流离，他的手稿多被毁弃。仅刊载于《晋乘》、《夏声》、《民报》、《汉帜》、《第一晋化报》〉、《民呼报》等报刊上的文章评论，就有百十万言。他国学根基深厚，著有：《清诗存》、《新雅诵》、《解除国局书》、《复古篇》、《教育史》、《芮城金石志》、《庄经发微》、《共和国卅年史》等，可谓著作等身。鲁迅在北大教书时称赞景是“当代古典文学的最佳作者”。他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文坛素有“南章北景”之说；他与留日同学、辛亥革命志士景定成均以文思敏捷，文笔犀利而著称，有“山西二景”之美誉；他在古典诗上造诣较深，与著名学者黄侃有“南黄北景”之美誉，时人评论说：“黄以辞夸，景以气行。”
景耀月的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他既是革命斗士，又是优秀学者。他一生写的文章诗词主题鲜明，浩然正气，格调高昂，忧国忧民。他写了《乔松》一诗：“乔松孤岭畔，辛苦岁风寒。先尽严霜袭，终令大节完。石顽心上老，铁劲世中难。洒落冰尘外，留操万众看。”这是他内心的独白，也是他赤胆忠心、铮铮铁骨的写照。他深明民族大义，坚持了文人的操守，他的文风与他的做人，实为后世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