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这一年，薛老已75岁，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当时，灵机一动的杨建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旧的“海鸥”照相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起见，杨把关系挂在街道服务联社。一位业内人士估计，26年来，杨建及其同行拍摄的照片约在1亿张左右，在广场付费留影的有两三亿人次。同年，从北大荒返城的李晓华，和杨建一样，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凭借一台美国冷饮机，李靠2毛钱一杯的冷饮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李晓华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亿万富翁。

2004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2720.07万户，从业人员达9604.36万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30%以上。而1979年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 薛暮桥

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父亲并没有用理论来推断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时，他对那里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有切身的体验。”薛小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经常穿梭在集贸市场的小贩中间，询问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走。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叫到了家里做家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过来。薛老问：招几个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说是资本主义。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属于剥削性质。

“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薛小和说。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

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

我的能力秀：http://abc.wm23.com/xiaociling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xiaociling?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aoci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