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二字，最先是与孟宗直接发生着联系的。与孟宗出生稍后问世的《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一书云：“（孟）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早在晋代成书的《楚国先贤传》中，就为孟宗哭竹的故事点明了孟宗“至孝之所致感”的孝行所在。反观董永呢？虽然最早记载董永事迹的载体当数竣工于公元200年左右的武氏祠石刻画像，其次是曹植约作于公元222年的《灵芝篇》一诗，其后有晋代干宝的神怪小说《搜神记》和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无论是从武梁祠石刻画像还是到《太平广记》，（曾传西汉刘向作《孝子图》里提到董永事，但无可考证）记载董永故事时均未提到过“孝感”二字。至于元代成书的《二十孝图说》中，固然有对董永的赞诗：“孝感动苍穹”，但同时也有对虞舜的“孝感动天心”的赞诗和对孟宗“孝感天地”的赞语，比较起来，对孟宗的赞语比对董永的赞诗更显得直白和明确，如果说董永的孝行是“感天”，那么孟宗的孝行则是“动地”（动地而竹笋生）二者各有所重，不可偏颇。这才组成了孝感孝子感天动地的完美孝行。况且，李存勖是公元924年即位的，《二十孝图说》一书是元代才问世的，不像《楚国先贤传》那样是李存勖在世之前，几乎与孟宗时间相隔不长问世的。所以，李存勖在改孝昌为孝感时，不能不考虑本地孝子孟宗的因素，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