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1957年生，湖南长沙人。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

时隔8年之后，阎真带着他的第四部小说《活着之上》重回大众视野。与前几部所不同，写作《活着之上》的阎真，既是一个客观观察者，又因为自己高教老师的身份而成为被观察对象之一。高考阅卷，教授串通改卷小组，试图为孩子增加分数；年轻女教师为了获取职称不惜将肚里孩子打掉……《活着之上》一书中有太多直击大学学术腐败与生活潜规则的细节。而阎真也表示，自己小说中虚构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创作。“还是应该写个小说来表达这种状态，不敢说就有多大用，但至少可以提醒一下，这不是一种好的或者说满意的状态。”阎真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除了活着，还有不少是“活着之上”应考虑的问题。

知识分子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南都：20年完成4部小说，节奏比较稳定，有人评价你这种状态，既没有冒进也没有枯竭。你自己怎样看待呢？

阎真：我自己本不是一个快节奏思维的人，同时写作要找个比较好的话题，需要一定话题的空间。我第一部小说1996年出版，到现在已经20年了。所以说大概是6、7年一部小说，大概是这样个节奏。

这个过程中，我写得还是比较谨慎，我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作家是以质量来定位自己以及地位。写得很多，如果质量不高，那也没有意思，也没有读者。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写作基本也是这样的方式，要写就认真写一部比较好的。

写作过程中，首先肯定要想一个好话题。因为话题一开始是比较朦胧的，我会围绕话题的大概思想去读些书、写一些笔记。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比较稳定的想法，不敢说是思想，但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设置一些情节、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节奏就比较慢点。

南都：《活着之上》怎样开始写作计划的？

阎真：《活着之上》大概是3年前动手写的，当时《沧浪之水》已经发表13年了，《沧浪之水》写的也是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关联、选择。

在这种选择中间，由于社会大环境及工作单位小环境等原因，不得不向命运、环境妥协。所以我还是抱着一种同情和理解主人公池大为的态度去写作的，这是我写《沧浪之水》时的想法。

后来，我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就是说，世俗化有不断加强的倾向。知识分子不是从责任、良知、人格等方面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原则和态度。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此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

我觉得这种状态，当然首先也还是可以理解，这就是活着。他要打开更大的生存空间，例如职称、项目、发表文章等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经济方式也是一种改造力很强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价值系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现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公平和公正，比相信潜规则要少了。一件事情发生了，公平公正不能达到目的，总是觉得要通过潜规则，如请客、送礼这些东西，才能达到目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屈服于这种力量，只要在不犯法的前提下获得自己的利益，如果知识分子全部是这种状态，那么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就崩溃了。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状态。毕竟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你不来坚守谁来坚守呢？你不来承担社会正面价值的传播，那谁来传播呢？我觉得他们还是一种价值的制定者和传播者。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写小说来表达这种状态。不敢说这个小说就有多大的用处，但是我至少可以提醒一下，知识分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不是一种好的状态。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意义的边界，不应该只是现世的功利。功利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在个人的功利之外，它还有价值和意义。

南都：其实《活着之上》写作也蛮特别，你既是作者、观察者一方，也是被观察的其中一员。写这样的题材是否有一些掣肘？

阎真：因为我还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所以说我还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写作方式去写作，而并不是很激烈的如揭露腐败什么的。

有人把《活着之上》定义为揭露黑幕、腐败的小说，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写那些东西很平和。我觉得那些不好的事情还是在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内，重点是想写出这个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心理状态。

比如别人给我打了招呼，我是个领导，那我就稍微照顾下，给这个学生一个班干部、评点奖学金。也许别人读到这些事情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确实影响了公平正义。其实周围的学生都是知道的，这个学生是有领导罩着。这些学生看到也不会做声，第一怕得罪领导、第二怕得罪这个学生，但是他们心里就失去了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书中记叙了许多看似是很小的事情，但它们的确可以动摇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这样一种信念。这些小事情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没有反思了，就觉得这么回事，很正常的。但实际上这是很不正常的，它的腐蚀性很大。所以有时候是老师们“培养”学生相信潜规则而不相信这种公平正义。

其实作为老师来说，行为一定要很谨慎，学生也都很聪明。你做了，以为他们看不到？

这个社会，道德标准已经被降得太低

南都：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一位教授为了给儿子考大学增加分数，串通整个改卷小组改分。不少人读完并不相信。但听说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

阎真：我的小说中虚构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创作。这个例子具体就不好谈了，但是这类事情肯定是有的，我也参加过很多年高考阅卷。这个故事背后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有很多人都在帮这个教授做这个事。

我所谓的零距离写作，即生活中的细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经历或听朋友说的。有时候可能是一句话而已，但是我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事件、一个章节、一个空间。

南都：小说主人公聂志远的太太怀了宝宝，为了工作评职称，把孩子打掉，这样的事情也是真的？

阎真：对，这也是真的，是我朋友的女儿。就是怀孕了，结果单位要编制考评，她为了争取这个机会，然后就把孩子打掉。她痛哭一场，然后去参加考试。结果还没有考上，因为一年只有两个名额。

这也说明，生活中年轻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就为了搞一个编制。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编制就和女孩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了。当时在车上，朋友讲到几句，我就记下来了。当然，他的女儿现在也已经怀孕生小孩了。

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或者亲身经历。我的一个研究生，从一个普通中学调到重点中学工作。刚调过去，就有很多人来求她，想把孩子搞进这所中学。他们研究生一次聚会，她没买单，说，下次聚会我来买单，你们别小看我，我现在调到重点中学去了，下次我请你们吃香喝辣。

问题在于，她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她顺口说出来，甚至一点反思都没有。如果她还有羞耻感，那还好一些，但她就是那么自然地说出来，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有比较大的问题，道德标准已经被人们降得太低。

南都：《活着之上》里的两个人物孟天舒、聂志远相差是很大的，你是希望有一个对比？孟天舒算是反面的代表，你怎样评价他？

阎真：孟天舒在高校里面也算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他没有违规违纪，在不违规违纪的前提下，尽量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在高校里，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平常状态了。

你抓他的辫子还抓不到。通过开学术会议接触大人物，混个脸熟，有机会就发篇文章。所以现在的学术活动，我感觉就是，活动是主体，学术是来修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