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包拯，合肥人都引以为傲，包河、包公祠，一直以来都是合肥的旅游胜地。而作为包公故里，肥东人对于包拯的感情同样刻骨铭心，这位从肥东县包公镇大包村走出来的宋代名臣，千百年来，其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精神始终受到人们的敬仰，今天就让我们穿梭于历史长河中，一同感受包拯的个人魅力。
1 尽善尽孝奉养双亲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包拯是个极为孝顺父母的人，在他二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2 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把他作为救苦救难的救世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尧佐，前后共达六次之多。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3 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皇帝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其刚正不阿的作风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