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简单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真正有生命力、可以不断自我进化的互联网系统，是把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优点和网络时代的“互联互通”优点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系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财富分配、社会阶层流动上，都具有正向循环效应：既可以发挥“极客”们具有的创造力优点，又可以有机包容规模经济，可以让大数据服务于生产，让系统的各个部件快速进化，让社会保持活力。在我国迫切需要启动资本市场缓慢牛市以服务于养老体系以及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的背景下，让我们的高科技经济有扎实根基并在思维上具有真正活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互联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应该把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

在互联网、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互相结合、互相支持的运作机制下，依托“互联网产业资本市场估值特权”而制造的造富效应是十分惊人的。在这种造富效应的烘托下，互联网产业必然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这些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会反馈给科技、产业，影响基本的生活态度，进而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

互联网公司在获得人类社会高科技公司的代表资格之后，开始塑造文化尤其是高智商、高技术人群的文化。如果将1920-1970年代的科技文化与如今互联网为首的科技文化作对比，就能发现两者气质很不一样。在1920-1970年代，从早期的航空到后来的航天，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生产型文化，那时赞美这种社会进步的艺术如装饰类风格（ART DECO）等，富有男性阳刚美，大有“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气概，这在美、苏、德、日、韩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类似的。但到1980年代末之后，这种“边疆开拓”的风格就悄然消退了。这种蜕化鲜明地反映在某些行业的研究重点上，比如航天，199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地球以外的探测，对地球主要是搞卫星通讯；1990年代以后，由于“发明”了气候变化理论，西方航天主流一个劲地研究地球本身，地球以外研究领域配置资源占比下降。这是人类前沿——科技行业的重大气质转折。

当然，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因为没有太多受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延续了西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的思维，一举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西方大工程领域的大批精英纷纷投靠中国，直到如今大量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模式所吸引，群起响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而西方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近几年社交-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很多公司一方面说是高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又特像时尚传媒公司，“小清新”味道很浓，与此前“边疆开拓”的科技气质已经非常不同。

那么，人类科技系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它未来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可能再把过去的优秀成分拾起来形成新的文化？这关系到全球科技产业下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性质——是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还是浮夸的泡沫。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走到今天这步有着复杂的缘由，和1920-1970年代西方科技繁盛期的理念并不是截然两条路的，它的起源其实包含了后者最优秀的文化元素，但因为其他因素的渗透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工业时代后期科技机制的难题

与“极客资本主义”的诞生

工业时代开启后，科技类人才获得普遍尊敬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形成了系统性培养工程师的传统。一大批技术人才转变为企业家，取得社会的尊敬。此时的科技企业家，集科技、探索、企业、资本于一身，主要体现的是开拓边疆的气质，颇具“征服自然”的男子汉气概。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业生产日趋复杂，对应管理系统也快速进化成复杂的科层制，组织设计及管理本身成为一门学问。

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优势在于机构庞大，经营稳定，有充分的剩余来养活其内部的研究所。在这些研究部门里，一些耐得住寂寞，对创办企业没有欲望的纯技术天才能够创造出让人惊叹的基础性产品，为后世再次技术起飞创造基础。比如，一度垄断美国电信行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发明了射电天文学、半导体、激光、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C语言和C 语言，实现了商用微波通信、商用通信卫星……几乎整个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就在那里诞生。其弊端是企业有动力维持垄断高利润，经营改进的动力放缓（AT&T经营的呆板是惊人的），后台慢慢地也就按部就班——大部分科研人员也就是平庸的，要由少数书呆子天才来产生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有时会因为前台经营的慵懒而被应用缓慢。总而言之，“经理人资本主义”锐气减弱，但蕴藏了大量潜在的人类科技财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才怎么办？体系内偶尔能出全才，其中有的人很可能得到快速提升，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全才往往痛恨这个体系，最后成为改革者（比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另一种技术性人才则选择了反叛：他们要么从这样的体系里离职创办新公司，要么干脆就不加入这样的巨人而另起炉灶。这样的文化最早诞生于1960年代——西方已经相当富足同时又比较平均的年代，年轻人学习了知识，又没有经历过战争，倾向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是极客文化（Geek）的来源。

这个群体中有很多天才，他们不甘心于当螺丝钉，而有兴趣了解各种事情，并付诸于个人实践——包括制造新奇玩意，进而创造公司。极客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就在加州——一个美丽、富足、温暖的地方。到1970年代，以半导体、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已经经历了资本市场追捧的热潮，加州硅谷及其风险投资机制正在启动。而技术进步使得计算机从大型机开始小型、微型化发展，计算机的文化形象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联合体科层体系”的“监视工具”（好比《1984》老大哥的探头）变成个人自由的万能工具。于是一些投资人开始促成大量小团体的科技发明转化为企业（比如马库拉促成乔布斯及其伙伴成立苹果）。这些新诞生的企业，相对于老一辈信息企业如IBM，早期就是小不点，在西方文化中有“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道德感。很自然的，这样的新创科技企业又吸收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加州伯克利正是美国左派学生运动的心脏）、嬉皮士“重归田园”运动的叛逆色彩，崇尚个人自由，并把这种意识形态注入企业经营的口号里。虽然这些企业成熟后，其内部经营仍然充满政治斗争与领导专断（比如苹果），但在产品设计、宣传口号上则高喊消费者自由，并以此得到已经中产化的社会的支持。极客得到风险投资进而资本市场的追捧，从而产生“极客资本主义”。这种文化底子为1990年代互联网发展时的基调做了铺垫。

美国资本市场大慢牛

对“轻产业”的追捧及变迁

1980年代“大慢牛”盘活了美国资本市场，自然需要有新的内容充实其牛市根基。资本的欲求天然地追逐具有爆炸性增长潜力或想象的领域。1980年代的产业寻找选择了电信（通信）产业，并期望于整合广电、传媒产业。原因是这个领域比较“轻”，而且人的通信需求看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增长空间大。

以资本青睐“爆炸性增长”的标准来选择产业，选择信息产业并最后选择纯信息的互联网产业是必然的。与传统工业相比，信息内容被认为更可能可实现爆炸性增长。这个领域不涉及物质（至少到2013年智能硬件兴起前是如此），各种开发都在相当表层的应用层面（网站做到巨型之后才要考虑架构优化问题），而且始终不需要什么生产设备（巨型网站最多也就需要堆海量服务器），所以至少在创业阶段可以“很轻”。当然，和传统通信产业相比，强调信息获取便捷性和免费性，但内容又只是纯信息本身的互联网产业更难从实体经营中获取收入，因此，如笔者分析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的奥妙所显示的，美国资本市场参与者修订了资本市场规则，建立事实上的“互联网公司豁免权”，对互联网公司不再计算信息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而追求信息量或某个业务指标量（如注册用户数）本身的增长，做出信息爆炸的样子。同时，又对长期成本支出（如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技术研发）有着本能的厌恶，只对能带来指标量爆炸性增长的支出感兴趣。这使得互联网公司天生带上了传媒行业的基因。自1995年网景上市以来，互联网一直是风投的重点，近五六年甚至成为美国风投财富创造的绝大部分源泉，而高科技行业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带上了传媒产业色彩，与以往的科技产业乃至1990年代以前信息产业形成强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