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巴南的文化悠久，不是杜撰虚构，更不是主观臆断，它蕴含在十分丰富文化典籍中。我们从清代乾隆时期王尔鉴编修的《巴县志》中，就可以查阅到大量的诗文。《巴县志》收录的诗词歌赋、典章、铭、记等，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内容也十分庞杂，既有抒发情感的率性之作，也有表明自己雄才大略的奏章，既有记叙逸闻趣事的史实钩沉，也有描写景物的游记小品。在今天的短文里，先选择部分文人、官员写的记叙类散文，谈谈一孔之见。
一、记叙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尊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总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巴南历史上的文人，也很难挣脱这一读书致仕，学成入世的巢窠。因此，他们留下的诗文，很多是反映他们渴求经世用的愿望，记录了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留下了诸多宫廷秘闻。
表达这种渴求、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的巴南历史文人，刘道开算其中之一。刘道开(公元1601～1681)，一名远鹏，字非眼，别号了庵居士。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人。自幼好学，尤潜心于兵农水利。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举人。张献忠入川，他携家至涪陵，后又转徙梁平、垫江间，不愿意为张献忠效命。清初，他由达州迁入阆中，巡抚李国英重其名，欲为其请官，他不忘自己是明朝的臣民，坚辞以死誓，最后老死北京儿子的宅中。
刘道开不愿意做官，但他却关注朝廷对官员任用取舍的问题，间接表达出他希望朝廷重用像他这样的忠贞不一的官员的意愿。这种意愿，反映在他写的《蹇忠定公辨诬》一文中。
《蹇忠定公辨诬》，是刘道开留下的一篇重要时政论文，是针对《从信录》一书中对蹇忠定公的诬蔑而写的。《从信录》，是一本记录明朝皇帝处理国家大事、评判重大事件、褒贬国家重臣的典籍，类似当今地方志的《大事记》。《从信录》为明代诸生沈国元著。沈国元所学专好搜集史料、编纂史书，他曾经试图将《皇明通纪》、《皇明续纪》合二为一，并辑补万历朝事，从而形成《从信录》一书四十卷。
沈国元在《从信录》中，对出生于巴县的明代五朝重臣蹇义，多有不实之词。作为都是巴县的名人，又都有报效国家意愿的志士，刘道开两百多年后，在明代即将灭亡时，读到《从信录》中对蹇义的诋毁，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出于对蹇义的敬重，出于对巴县籍官员的爱护，他写了《蹇忠定公辨诬》一文。
蹇忠定公(公元1363-1435)，即蹇义。蹇义是明初五朝元老，重庆府巴县人，原名珞，字宜之。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因谒见明太祖朱元璋时，奏对语言诚实，得朱元璋嘉奖，特赐名为“义”。后历任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大臣，内参馆阁，外务军机。他为人质实和厚简静，处事有量，未尝一语伤物，至议典法，不苟包容，必归于正历。他事五朝凡五十年，贵而能谦，富而能约，在皇帝面前所言之事，未尝退而语人。故在吏部33年，慎择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纵；宣德四年(公元1429)解部物，专赞密勿，协助皇帝治理天下。由于他“厚重谨默，不矜不伐”，很得朝廷欣赏，常给赏赐。宣德七年(公元1432)，宣宗还赐其免死牌，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又在重庆赐他大府第一座，按王爵规格建造，由宣宗御书中堂匾额“一个臣”和门联“祈天永命天官府，与国咸休国老家”。病逝后被追赠为太师，谥“忠定”。可见他受“王礼”之重。
但《从信录》却谓蹇义“以天下太平劝上微行，而生日得赐纱与马。”对此，刘道开愤然说：“余览至此，不觉掩卷忿叹，曰：‘有是哉!草野书生，敢以耳代目，轻易诬蔑先辈也。’”然后引用《忠定公年谱》之大量事实，证明蹇义之忠厚宽弘、谦恭谨慎，故得历朝重用，而非阿谀奉承之徒。故批驳说：“夫身为大臣而劝上微行，不知于已何利焉?且以劝上微行而后得赐，则不劝微行必不得赐明矣，然则《年谱》所载之赐，岂皆乌有子虚乎?”最后指出，《从信录》之所以如此诬蔑，是因为蜀人在朝“显者寥寥”。所以，他大呼：“已吁!可胜冤哉!可胜冤哉!”此文观点鲜明，事实充分，批驳有力，行文流畅，表明了他求实正直之风。《蹇忠定公辨诬》，文词优美，情感炽热，逻辑严密，史实翔实，是一篇很少见的论文，显得弥足珍贵。
刘道开生性好善疾恶，年70时曾作“座右铭”以自警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尝试。言行须当质鬼神，心术要可对天地。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得则反求诸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要不虞之誉，不避求全之毁。”句句皆其躬身实践之言，处处体现其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之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