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阉党的《劾逆阉刘谨疏》

刘菹(公元1470-1524)，字秋佩，号帷馨，今重庆市人。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平进士，授户部给事中，为官清正，多次劾显贵外戚贪赃枉法，有直声，他上疏直谏，被杖于午门。后来，他又上书弹劾太监刘瑾，写下了著名的《劾逆阉刘谨疏》一文。
这件公安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
明朝正德元年(公元1506)，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为到数月即改孝宗之政，宠信宦官、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刘谨，宴游寻乐，不理朝政。他的父亲孝宗遗命的三位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多次跪请武宗升朝，商议国是，但武宗就是不理睬。一次早朝时，刘健、谢迁、李东阳在大殿跪了两个时辰，殿门依然紧闭。刘健年纪最大，腰疼得断了一般，腿和脚都木了，头昏眼花，跟跪在身旁的谢迁劝他走，谢迁、李东阳挣扎半天，两腿慢慢有了知觉，才站了起来；刘健最惨，挣扎半天勉强站起来，刚迈步，一个迾趄，重重地栽在坚硬的石板上，谢迁、李东阳费了吃奶力气，才把他拉起来。当天晚上，由李东阳写辞疏，三人一齐签下姓名，托言年迈体衰，难以再担国事，请准予辞官归里。但武宗仍然不愿意见他们，他们只得将奏章递给刘瑾。后来，刘瑾向武宗呈上刘健等三人辞疏，武宗接过，匆匆看了一遍，说：“给朕去请三位阁老。”刘瑾不动。他知道，如果眼下把三个老东西请回来，皇上一细问，不但前功尽弃，还很可能失去皇上的信任，以至大祸临头。而今可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刘瑾万分作难的样子，却又故意拿话激怒武宗，说：“皇上，刚才奴才问过三位阁老，他们都有气，说皇上不听劝告，干下去已经没意思了。”刘瑾的话果然收到了好效果，武宗白皙的脸忽地罩上一层霜。三位顾命大臣的面容交替出现在他眼前，他们不是时时提醒他读书，就是提醒他不要太接近宦官、宫娥，不要老想着外出，要多过问政事，耳里灌满了这样一句话：“别忘了先帝的希望，事事都要以社稷为重，大明江山为重啊……”武宗直觉胸膛有股火往上窜，拿过朱笔，批示：只准刘健、谢迁二人辞职，留下李东阳——这三人之中，武宗最烦刘健和谢迁。
刘瑾篡权，眼中钉虽然没能全部去掉，但三人只剩下一人，也比三人一齐和他作对好得多了。留下李东阳后，朝廷再也无人敢和刘瑾作对了，刘瑾以武宗名义写了道诏书，诏书说京师给事中吕翀、刘菹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因奏疏请求留下刘健、谢迁，这是犯下抗旨罪，被责令在大殿台阶上受杖责，戴铣被当场打死；守备南京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吏部尚书林瀚，因传奏疏给武宗，得罪刘瑾，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减去薪俸一半。
刘菹被杖责后，并没有妥协，反而奋笔直书，针对宦官刘谨等结党营私，斥逐大臣，镇压异己等误国行为，多次上疏，“极言时政缺失”，忤旨，再遭廷仗之刑，夺俸三月。后被刘谨诬为与刘健、谢迁、吕种等五十三人为奸党，被流放居庸关。刘菹不屈不挠，写下《劾逆阉刘谨疏》。
刘菹的《劾逆阉刘谨疏》，表达自己忠耿之心，奏明武宗朱厚照，“痛陈忠悃，乞斥奸佞，以全君德，以保圣躬。”作者以愤激之心，历数宦官刘谨等的罪行：“各挟技能，争献谀论，蛊惑君心，靡所不为，导引圣驾，专事宴游”，以致“国事因之日非”，“弊政因而日滋”；“各处灾伤，民穷盗起，兵威财力竭于内，北虏南蛮横于外”；“军马钱粮，国之命脉也。今命脉微矣，譬如人身外貌，丰肥而脉理沉涩，不即就医，死期立至，岂可沉湎酒色，坐视其毙乎?”这一切，“败祖宗之家法，伤清明之治化，略陛下之初政，成天下之祸乱，皆刘谨也。”
再以忠挚之言力劝皇帝：“陛下此时正宜兢兢业业，侧身修行，亲贤远奸，图维治理，早朝宴罢，节用裕民，庶可转灾为福，易危为安。”最后，提出希望：“乞敕锦衣卫将刘谨数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另选安静良善内臣数辈，置诸左右，以充任使，更望陛下出入起居，不近玩好，视听言动，俱循理法，使人欲退。听天理流行，以之讲学，则清心而目明；以之修身，则道存而诚立，推而措诸天下，太平之世，不难致矣。”这篇奏章，事关国家大事，指斥权奸逆佞，故措辞尖锐，言论激烈；但在规劝皇帝上又委婉恳挚，动之以情。如：“臣每入朝，远而望之，圣体清癯……若夫游幸过度，未免伤神。夫千金之体，坐不垂堂，而况祖宗神灵，惟陛下一脉，可不慎哉!”再如劝皇帝勤政为国时，说：“伏望陛下念我太祖高皇帝之取天下，问关百战，出万死于一生；念我成祖文皇帝之定天下，北伐南征，竟终天于异域；念我宣宗章皇帝之缵天下，内难纵横，而千戈谋动于邦内；念我英宗睿皇帝之理天下，外夷继叛，而播迁流离者数年；念我孝宗敬皇帝之奄弃天下，顾命之言，反复叮咛之不已，无非欲陛下之敬德修业，敬天勤民，为祖宗绍基业，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增福寿也。”真是动情晓理，肝胆俱碎!
刘菹除这篇《劾逆阉刘谨疏》外，还有《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和《乞谥景宋濂先生疏》也很有名。
《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鸣不平，申冤屈。刘大夏官至二品，为官清正，“不为其子乞恩”，其子弟均在原籍，“恪守家法，寂无形迹”，“历官数十年，居家不逾中人之产”，如此廉吏却遭人诽谤，诽谤刘大夏的人认为他“有蹊田夺牛之状”，“有愧于先进之人”，“不得与马文升相伯仲，而亟宜黜退”。为此作者上疏，一为刘大夏辩诬，一为国家得人才不易。所以他说：“臣非曲为大夏辩论也，但念天之生才甚难，国家之得才尤难，才用于时而保全始终之节为更难。”此文辩驳有力，表现了他憎恶邪恶，爱护忠良的耿直之心。
《乞谥景宋濂先生疏》，此文为明初文学家宋濂请谥封号之作。宋濂明初奉命修《元史》，深得太祖朱元璋宠信。后因胡惟庸案，宋濂全家谪贬于茂州，赴茂途中病死于夔州。刘菹认为，宋濂病故时，“既不蒙葬祭，亦不蒙赠谥，当世莫为之言，盖以为罪人也；至今莫为之言，又以为往事也”，这实在不公允。“而濂以学问文章为昭代之名臣”，“为本朝欧(阳修)苏(轼)，当时得罪自其孙，不自其身，天地之大当见容也，日月之明当见察也，见容见察，则漏泉之泽当身恤矣。”所以，他希望皇帝“念濂为圣祖文学旧臣，为本朝文章大家，略可赦之”，追赠谥号，“赐濂扬明之典，则圣朝彰善之政，善善之心，激昂人才之风光，辉文治之运，一举而兼得。”刘菹站在扬善抑恶、鼓舞士风的立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敢谏，为宋濂平冤请封，非忠耿之士不敢为。
刘菹不畏权贵，刚直不阿，忠直敢言，具有高尚的人品与忠正的风格，其文亦如其人，行文平易自然，恳切忠直，说理透辟，情深义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