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曲沃一改传统民俗，开始“重迁徙，服商贾、颇好神而喜讼，而竟利好斗”。

汾州，由于“商贾云集，民物浩穰”，使得“俗多侈靡，讼狱滋烦。”

汾阳，这个明代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多商贾，喜华靡，世禄者众，知礼者鲜。”

太谷，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金融中心。由于商业与金融业的繁荣，流入了滚滚财富，使这个小小的县城风貌一改历史上的沉寂而达到了空前的繁华。我们无法描绘当时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纪20、30年代，人们仍然看到太谷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风采，他们的形象都极为端正，特别是那些女子，美丽而优雅，仪态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饰华丽而不俗，在隐约之中，人们尽可以看到这里昔日的辉煌。（《山西历史缉览》）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太谷、祁县和平遥等地看到许多古堡式的高大建筑，深宅大院之内肯定深藏着许多或悲、或喜、哀婉动人的故事。这些昔日车水马龙，豪华阔绰的住宅，在葱绿的田野环抱之下，呈现出中国古典式的田园风光。多少年过去了，既便是在今天，与富裕起来的农民刚落成的现代建筑相比，它的气度与风韵也毫不逊色。

山西的商人，那些富商巨贾和票号财东发迹之初都是由创始人靠肩挑小担货郎鼓，或是小本经营杂货铺起家的。且不说他们那抛妻别子十几年不得回家的艰辛，严格的禁欲习俗和无子不为大的价值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时，特别推崇了新教伦理中忘我的工作以聚收财富，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生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过去与现代所缺乏的，正是与小农习俗完全不同的商业精神。山西商人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对财富的追求以及类似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风习所体现出的商业民俗价值，都是极为宝贵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商业不发达，商人为官宦所不齿，无论是自然交易中“市”的习俗，还是交换媒介中“商”的习俗，都是农业社会“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风俗所不容。传统民俗相信：“男子不远游，女子不交易”，不仅重信义甚于重利，重情感甚于重利，重信用也甚于重利。统治者更认为经商做买卖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廉耻沦丧。竞争更是人所不能为的，一条小溪无法改变河流的颜色。

所以，山西人的商业精神对于传统风俗的冲击和影响不能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