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梁（？—？）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称季氏梁、季仕梁。春秋初期随国大夫。我国南方第一位文化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李白誉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季梁对随楚关系格局影响重大，辅佐随侯期间，提出 “夫民，神之主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比孔子早200多年），“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以及“避实击虚”的军事策略，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被周天子称为“荆蛮”的楚国虽“三次征伐”随国，皆“结盟而还”。可惜当时的随侯并非明君，对季梁诸多治国方略始纳后弃，致使四面树敌，前690年在与强楚青林山一役中丧国辱邦。作为亡国之臣的季梁因此郁郁而终，死后葬于城东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季梁，少年时代即受过良好教育，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思想，表明他学习的勤奋。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开始登上随国的政治舞台，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尽管文献并未记载人担任何职，但从随君对他非同寻常倚重和楚国对他的畏惧来看，很可能高居相位，与楚国的令尹相当。他在辅助随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今随州市郊有季梁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义地岗氏祠清理了掘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之名。据有关专家鉴定，此二戈时代为春秋中期。而季梁生活在春秋早期，早于此戈时代，说明季怡极有可能系季怡梁后裔，也正因为如此，他死后才能葬于季氏墓地。而从季怡曾任随大工尹一职分析，季氏家族在随国政坛曾长期居要职。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我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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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