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并称臣、割地、奉银，但金人仍时时南侵。
当初，金人一遇上“岳家军”，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坐地投降；几十年后，金人又遇上了这样一个流淌着“岳家军”基因的将领，“金人呼为孟爷爷”，几仗下来，就“不敢窥襄、汉、枣阳”。
这“孟爷爷”，名宗政。据《宋史·孟宗政传》载，孟宗政原籍山西绛州，其父孟林，“从岳飞至随州，因家焉。”大概是在岳飞被害前后，孟林就在随州落籍了。
而在孟宗政子孟珙的传记里，则更向上追溯了一代：“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四世祖安，尝从岳飞军中有功。”
看来，孟宗政的祖父、父亲都是岳飞的部属，并屡有战功。生于“岳家军”、长于随州的孟宗政，自然继承了乃祖乃父之风。
说孟珙是“随州枣阳人”，因当时枣阳隶属随州，正是南宋北疆的边城。
而知州吴柔胜也心明眼亮，“收土豪孟宗政、扈再兴隶帐下”。此“土豪”非彼“土豪”，或许是因为孟宗政的“豪伟”、“胆略”，在地方上他已经是能够呼风唤雨的一方“大哥”。同时，吴知州“筑随州及枣阳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军曰‘忠勇’，廪以总所阙额，营栅器械悉备。”
当时的枣阳太平镇寺庄是宋与金交界处，枣阳城因而是南宋的北面边疆县城。吴知州修城备战建立地方武装，为防备金人侵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孟宗政、孟珙父子先后率领抗金的宋军，长期驻扎于此，并增筑枣阳城，击退金兵百余次进攻。因而，“孟家将”的抗金，较之于“岳家军”，则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保家卫国”的感情色彩，随州人也因而有赖于“孟家将”的英勇作战，减少或免除了金人的蹂躏与掠夺。
公元1206年，“金将完颜董犯襄、郢，宗政率义士据险游击，夺其辎重。”由此，他受到宣抚使吴猎的重视，任命他为承节郎、枣阳令。又受到吴柔胜等人的推荐，授秉义郎、京西钤辖，驻扎襄阳。
公元1217年，金军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率军“蹀血以战，金兵败走。”接着，枣阳围急，孟宗政日夜兼程，“抵枣阳，驰突如神，金人大骇，宵遁。”此战，孟宗政以功兼任枣阳军节度使。
孟宗政治军，有“岳家军”之风，他有一个近侍“犯新令，立斩之”，从而令行禁止，军威大振。同时，“筑堤积水，修治城堞，简阅军士”，积极备战。
后来，枣阳城保卫战中，他带领的部队及加固的城池，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考验。
金帅完颜赛不率步兵骑兵围城，孟宗政奋力抗战，枣阳城巍然不动，三个月的时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都是身先士卒。金人每战即败，怒火冲天而又无计可施，在枣阳城四周开挖濠沟，濠沟四周又布置重兵把守，这还不放心，又四周围以绳索，绳上系上铃铛，铃铛一响，狗就叫唤，如此煞费苦心，防止宋军突围出城。孟宗政根本不把金人的这些小伎俩放在眼里，一发现金人的薄弱点，即派壮士趁机出城杀敌，金人不能抵敌。等南宋的援军将到，鼓声相闻，孟宗政即率诸将出战，围城的金人一战即溃，四散而逃。此战，孟宗政又受到“赐金带，转武德郎”的奖励。
次年，金帅完颜讹可又集中优势兵力，来势汹汹，率军再攻枣阳城。金人此战志在必得，准备充分，而孟宗政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次金兵可谓是武装到牙齿，兵士披着厚厚的铠甲、罩着铁面具，将毛毡、皮革浸湿覆盖在城下的火阵上，架天桥、拥云梯，蜂拥而上，强行攻城；而孟宗政的部队呢，不慌不忙，等金兵一露头，即以长戈剌敌人的咽喉，金兵纷纷落于城下。城上强攻不行，金人又转到城下，募集大量矿工石工在城墙下开挖地道，又运柴草堆到城楼下，欲焚烧城楼；孟宗政拆掉城上的木楼，在城墙下挖出深坑，等金兵的地道刚一挖穿，就点燃烈火，用风箱往地道里灌毒烟。城墙塌陷，两军短兵相接，“宗政激将士血战，凡十五阵，矢石交，金兵死者千余，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统殪……金人横尸遍地，夺其铜印十有六，讹可弃帐走，获辎重牛马万计。”
孟宗政连战皆捷，甚至追击到当时金国境内的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为给田、创屋与居，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威振境外。金人呼为‘孟爷爷’”。虽然孟宗政不是科班出身，“未尝学兵法”，但其用兵之道，却是得自“岳家军”的“家传”，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忠而爱民，以致敌占区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投奔而来，他都妥为安置，让其生计无忧，并建立民兵组织，共同保家卫国。孟宗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打的是一场 “人民战争”，难怪金人对孟宗政，只剩下称“孟爷爷”的份儿了。孟宗政病逝之日，“边城为罢市恸哭”，其深得民心，可见一斑。
破蔡灭金，孟珙痛雪“靖康耻”
“岳家军”的基因造就了孟宗政，而“孟家将”的家风，又成就了孟珙及其兄弟孟瞡、孟璋、孟瑛。
曾经不可一世，俘徽钦二帝灭亡北宋，并在南宋面前步步紧逼的大金国，此时已逐步衰落，在新兴的蒙古汗国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步入穷途末路，首都被迫由中都（今北京）迁到了宋朝故都汴京（今开封）。
金将的垂死挣扎，又撞到了孟珙的“枪口”，揭开了又一次宋金大战的序幕。
武仙派手下武天锡进攻光化，想打开入蜀的通道，孟珙率军迎击，一鼓攻破其营寨，阵斩武天锡，初战告捷。武仙进军吕堰（今襄阳东北），遭到孟珙等宋军的三面围攻，伤亡惨重，只好撤军。孟珙接着向北迫近邓州。邓州守将伊喇瑗等奉表请降，孟珙采纳降将建议，突袭敌寨，杀金将小元帅，率军直击马蹬山，“火烛天，杀戮山积”，金军一万多人投降。武仙欲退往商州继续抵抗。孟珙设阵埋伏，发动总攻，“降其众七万人，获甲兵无算。”金哀宗入蜀偷安的计划，宣告失败。
还是在金蒙大战之时，蒙古遣使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南宋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少数人主张应借鉴徽宗当初与金海上之盟的教训——灭辽之后，金很快加兵于宋。而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宋理宗，却把联蒙灭金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但宋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公元1232年，宋将孟珙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合围蔡州。
孟珙一举击溃前来阻击的金军，与蒙古将领塔察儿分工合作，命诸将夺取制高点柴潭楼，开挖柴潭堤，放潭水入汝河，用薪柴填平潭池，宋军顺利过潭攻城。同时，蒙古军也决开蔡州城西的练江，逼近城下。至1234年，正月初九，宋蒙联军发起总攻，金军拼死抵抗。
据《金史·哀宗本纪》载，蔡州已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初九夜，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遂下诏禅位予宗室完颜承麟，理由是哀宗认为自己身胖，不能策马突围，故传位予身手矫健、有才有略的完颜承麟，望他延续国祚。此时金哀宗已决意自杀，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
金哀宗恨恨不平的是，自己并非“荒淫暴乱之君”，且为天子十年还算有所作为，却仍逃不脱“亡国之君”的宿命，殊不知，他是在为其祖辈父辈们还债。《元史》载，“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力尽乃毙，可哀也矣。”
而再回到南宋的立场上，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时刻。《宋史·孟珙列传》载，“珙帅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万众竟登，大战城上，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珙问守绪所在，天纲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珙与 盏分守绪骨……”
金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不愿受辱“为俘献”，但遗骸还是被宋元一分为二，各取一份回去报功。被宋军带回首都临安告太庙的金哀宗遗骸，最后藏于大理寺狱库，仍然还是一个“被囚”的命运。
至此，孟珙破蔡灭金，一雪“靖康耻、臣子恨”，完成了岳飞等前辈的部分夙愿。
“介胄之士”，忠君体国贯金石
孟珙立功而还，自然受到宋理宗的嘉奖：“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并问计于孟珙，对恢复中原，孟珙答道：“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对与元蒙和议，孟珙更是慷慨而答：“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
当时元蒙势头正健，而南宋日见衰落，所以孟珙的建议，是从自身做起，只有逐步蓄积民力、人材，国力强盛了，才有匡复中原的机会。
但宋理宗远不是一个“中兴之主”。《宋史·理宗本纪》评价他，“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虽有中兴大志，却不切实际，且用了一批权臣奸相，与“中兴”之志背道而驰了。
虽说在宋蒙联合灭金之时，有元蒙归河南之地一说，但双方力量悬殊，当南宋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出兵攻取开封、洛阳等地，以收复过去金军从宋朝抢占、现被元蒙占领的失地的时候，宋蒙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公元1235年，蒙军分三路南侵。窝阔台的儿子阔出率中路军，进攻襄州、郢州；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阔端率领西路军，向甘肃一带出发，进攻四川；蒙古将领口温不花，从中路进攻江淮地区。
唐州失守，枣阳失守……此时，孟珙任南宋主管侍卫军马司公事，驻扎在黄州，兼知光州、黄州。孟珙在黄州积极备战，又接纳大量的南下的边民，“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
蒙军攻势凌厉。孟珙被授以重任，“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蒙军攻蕲州，孟珙派兵解其围；蒙军又攻襄阳，随州、荆门、郢州的郡守皆弃城而去，复州的郡守战死，江陵危急……孟珙率军救援，为了防止蒙军偷渡长江，孟珙命令部队改变旗帜和服装的颜色，循环往来，到夜晚用无数火炬把长江照明，达几十里路，并反击蒙军，“破砦二十有四，还民二万”。孟珙因救援有功被封随县男爵，擢高州刺史等，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指挥各路抗蒙军马。
在孟珙的指挥下，各路将领通力协作，“张俊复郢州，贺顺复荆门军……刘全战于冢头，战于樊城，战于郎神山，屡以捷闻……遂复襄阳。”
襄阳地区的收复，对保卫南宋政权至关重要，孟珙上奏朝廷：“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他征取青壮年参军，加强了襄阳城的防御措施。
公元1238年，蒙军号称八十万攻打四川，多地失守。孟珙派将拒敌，增置营砦，分布战舰，率师西上，并向朝廷建议设立“上流备御宜为藩篱三层”的抗蒙方案，层层设防。他身兼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等方面重任，“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开州守官梁栋以乏粮为由退回夔州，被斩首示众。从而各将齐��协力，击退进犯的蒙军，并以攻为守，派将袭扰其后方，“分路挠其势……火其积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