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介绍：
颜伯焘（1788—1853年），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县元善镇人，巡抚颜希深孙，总督颜检子，嘉庆十五年（1810年）顺天（北京）举人。

嘉庆十九年（1814年），颜伯焘殿试入二甲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借新进士巡游的机会顺便到浙江省亲。出任浙江巡抚不久的父亲颜检，拿出刚刚得到的、祖父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所刻官箴拓本，指示说：“你现在已进入前程无法预料的官场，应该研究公职人员做人做事的原则了。这是先前正派GY留下来的格言，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教诲。”颜伯焘郑重接过，只见拓本-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三十六字箴言，及贞庵主人和祖父颜希深的两篇跋文。细读后，颜伯焘将拓本珍藏起来。

道光二年（1822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延（延安）榆（榆林）绥（绥德）道道台，也在这年，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父亲颜检，又赠以自己任浙江巡抚时，在嘉庆二十年（1815）仲秋于杭州所刊石刻拓本，并指导说：“你如今去做地方官了，管理部下、调解民事全都是你的责任，要时常以这段箴词勉励自己，不可松懈。”颜伯焘恭敬地带着这本箴词到陕西上任。

同僚知道颜伯焘有一本著名的官箴，都争着要去看，以致无法满足。由于延榆绥地方缺少雕刻工匠，于是颜伯焘在道光四年（1824年）立秋那天写了一篇跋文，连同其父颜检所赠杭州刻石拓本，一并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名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道光四年（1824年）农历十月，张聪贤亦跋后碑立。

颜伯焘历任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
道光七年（1827年），颜伯焘随朝廷大军征讨回疆，因转运粮草及兵马辎重有功，道光皇帝赏赐了花翎。

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

道光十七年（1837年），颜伯焘任云南巡抚，他改建滇池石闸，使周边农田得以灌溉。不久，颜伯焘兼署云贵总督。

《清史稿•颜伯焘传》于此处写道：“伯焘累世膺（受）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意思是说，颜伯焘一家几代人都是受皇上托付，领命治理国家疆土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他熟练掌握行政权利的运用，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

鸦片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颜伯焘非常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在其上奏道光帝的密奏中，对当时的鸦片泛滥流毒，作过这样的叙述：“臣籍隶广东连平州，初次回籍，在嘉庆九年（1804年，17岁），彼时连平州吸烟者不过数人，已为指摘所归。二十一年（1816年，颜检在嘉庆二十年被革职回籍，闭门思过），臣复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多至数十人，然犹掩藏甚密。迨道光十三年（1833年），臣又回籍（安葬其父颜检），则连平州吸烟者，竟不可以数计。吸者固不避人，见者亦恬不为怪。尤可异者，贫民贱役，糊口维艰，可以日不再食，而烟则在所必吸。若纨袴子弟，有力之家，染此恶习者，更不必问。其始地方官非不严拿究办，继以究不胜究，与其徒饱书差之讹索，增地方之滋扰，则莫若因循听之，尚得相安于无事”，“连平在广东仅一州之地耳，偏僻小邑，土瘠民贫，而相习成风，至于此极，……然则连平如此，广东一省可知，即他省亦无不可知。”（《清道光朝留中密奏•颜伯焘片二》，见《雅片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09-510页）。

当时，日益严重的鸦片泛滥，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引起弛禁与严禁两派的激烈争论，颜伯焘既不同意许乃济把鸦片当药材进口，任其泛滥的弛禁主张，也不同意黄爵滋变更旧章，以大辟死罪重治吸食的严禁主张，他倾向极力清除社会积弊，多方整顿旧章，“毋执空言”，“毋使虚糜”，责令地方对鸦片“善为禁制”。（《鸦片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11页）

由于颜伯焘对沿海“地方夷情，皆所素习”，其抵抗侵略、反对妥协的见解，恰“与则徐颇合”，所以，他对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任上团结合作，革除积弊，严厉禁烟，并坚持民族大义，多次粉碎侵略者战争挑衅，非常敬佩，深恨琦善到广东后弛备损威，媚外撤防，一反前任所为的罪恶行径。（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九月，继邓廷桢之后，颜伯焘被道光帝任命为闽浙总督。

当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狼烟四起的第一阶段。英军舰队于1840年6月28日-珠江口，7月初炮轰厦门港，7月5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向清0递交照会，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道光帝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所以立即派直隶总督琦善和英军谈判。琦善向英军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清0一定惩办林则徐。于是英军撤兵南下。道光帝将林则徐撤职查办，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英军谈判。琦善11月末到广州后，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英军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英军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两炮台最终失守。琦善屈服于英军的强大压力，于1月中旬表示愿意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英军便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6天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

颜伯焘决心在闽浙任上坚持林则徐的抵抗路线，学习他的革新精神，积极引进各国先进科技和新式工艺，整顿加强闽浙两省防务，但却不作认真调查，即追劾水师提督陈阶平在英军进攻厦门时，借病规避，无所作为。

在前往福建省城福州赴任途中，颜伯焘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除夕，曾在常州与两江总督裕谦共同商讨防御-侵略事宜，非常赞赏江苏海口设防备剿周密；并沿途“一路探访定海夷情”，用心询问定海失守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四日，颜伯焘一到浙江省城杭州，便立即与浙江巡抚刘韵珂会商浙江添防、铸炮以及筹划收复定海事宜。他认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并强调“惟是占守固应夙备，而调遣尤宜得人”。为了有效组织力量，及时收复定海，次日他立即向道光帝奏请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迅速驰驿赴浙，分别驻防镇海、宁波，并会同钦差大臣伊里布筹办收复定海的攻剿事宜。他认为林、邓“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而“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如该二臣不知奋勉图功，即请治臣等以妄举之罪”。道光帝对其荐举林、邓极为不满，诛批“一片妄言”，尤其对其敢于形诸奏牍，“殊增愤懑”。《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1-753页）

颜伯焘于当月二十五日，抵福州到任。二月前往厦门前线，亲自部署防务，积极进行备战。他“意气甚锐”，既反对广东琦善一意“主和”，“开门揖盗”；又轻易否定前任邓廷桢采取“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

颜伯焘认为厦门地处闽南，与广东毗连，为全闽咽喉门户。他回顾上年英军两次入侵厦门，皆从青屿口出入的教训，便会同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采取积极措施，层层增强这一带防御。因青屿在峿屿之内，特增建峿屿、青屿、大小担三大炮台，并加强炮火配备，重兵分守峿屿、大炮台、屿仔尾、鲁班庙、鼓浪屿各要隘，附近各岛亦分舶大小船只，相互策应，以达到“倘有夷船窜至，峿屿及大炮台等处截击之，屿仔尾夹击之，鲁班庙等处斜击之，鼓浪屿迎击之”（《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因此，在北岸白石头、安海的两汛和水操台等处，设大小炮二面百七十多门，驻水陆兵二千七百余人；在白石头到沙坡尾一带，建造高一丈、厚八尺的石壁五百丈，每五丈设炮一门，共设炮一百门；又在曾厝坡、河厝乡、五通汛等处，设炮一百门，驻兵一千四百余人，其中高崎汛还派兵三百人，哨船十只，拦截港面；除此之外，各地尚有机动水勇、练勇九千二百余人，以应急调遣。与此同时，他们准备再招募新兵数千人，水勇八千人，并添筑炮台，创建船坞，积极引进国外新式造船技术和铸炮工艺，自造战舰五十余艘，自铸新炮一千门，以便进入大洋，与英舰在海上作战。颜伯焘还认为澎湖孤悬海外，为台湾、厦门咽喉，因而奏请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速驻澎湖防守，道光帝对此表示赞同。

颜伯焘奏请军费200万两白银，整修加固炮台3座，招募新兵及水勇共计8000人，拟造战船50余艘，以备出洋御敌。

这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进入愈演愈烈的第二阶段。1841年1月27日，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英军获悉清廷对英宣战的消息后，抢在各省军队到达之前对虎门和广州发起了进攻。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珠江。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仍没到齐。英军则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双方达成临时休战协议。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蔑“粤民皆汉0，粤兵皆贼党”，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为了报功邀赏，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6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以外。

颜伯焘积极主战，一心想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上《探闻广东情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