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肥东走出去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他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远洋海军，创办翻译机构，修铁路，开矿山，架电报，办工业，造军火，其历史功绩，史学界早有公论。然而，因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败、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百余年来，他的头上始终难以甩脱“刽子手”、“卖国贼”两顶罪臣高帽。对于孰是孰非，我们无意重新定义，只想还原历史中最真实的李鸿章，还原一个既权倾朝野又万般无奈的晚清老臣。
1 注定败局的战争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委曲求全，然而却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史料记载，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当时针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妥协，不肯增兵备战，唯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李鸿章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2 马关遇刺险丢命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使，赴日本议和。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率其子李经芳、伍廷芳以及顾问科士达等人，分乘两艘德国轮船，前往日本马关，谈判议和。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住在引接寺，距谈判地点春帆楼近在咫尺。3月20日谈判正式开始，在首次谈判中，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声称不接受将增兵再战，而李鸿章则希望日本能有所让步。
就这样，谈判一直持续到24日，双方仍未达成一致。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持手枪的日本男子，随行保卫人员还未来得及反应，那人照准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引接寺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他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苏醒后，坚决拒绝医生做手术取出子弹，法、德等国医生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他们担心，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于是决定敷药治疗。
李鸿章马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全世界舆论哗然，不少国家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也一度颇为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前往引接寺查看李鸿章病情，明治天皇派出御医为李鸿章医治枪伤，并诏谕要严惩凶手。经治疗，李鸿章渐渐伤愈，谈判继续进行。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3 客观看待其功过
在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的家中，摆满了李鸿章的各种书籍资料，他对于李鸿章的痴迷可见一斑。“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社会巨大转型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位趋新引领潮流的人物。不是创新，而是拿来主义，他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他引领了洋务近代化的第一波潮流，他什么都肯干，教育、工厂、军队、外交，许多驻外使节都是他的门生，因为仰慕他的外交手段，也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洋务派、维新派、革新派都跟他有接触，他是先进人士，他是中国近代化潮流的领军人物。”这是翁飞从个人角度，对于李鸿章的解读。
“从中国近代的不平等外交来讲呢，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在李鸿章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但作为李鸿章个人来讲，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责任，他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抱有一定的幻想。”翁飞说，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他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
“但是从史学界来讲，我看所有的史学著作说他是卖国贼好像还没有，没有就是说，只能说他误国，或者是他很庸碌，或者很贪鄙。很多人说他是卖国贼，也可能是受一些媒体影响，比如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甲午风云》，李鸿章就是一个卖国贼的形象，然而随着大量资料的发现，随着现在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的提高，已经没有多少人把他作为一个卖国贼来说了，说他误国可以，就是战败了，他有他的责任，当然主要责任是谁多少，三七开、四六开，慈禧要担多少责任，光绪要担多少责任，这个另当别论，学术界各有见仁见智。”翁飞认为，现代人应该更客观去看待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