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真的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个角落，一切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乌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历史问题的原判被撤消，宣告无罪，二十几年的沉冤得到大白。
他又住进安庆师院的“智海楼”，第三次拿起教鞭，当上了心理学教授，得到了较好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1979年5月，潜山县委宣传部长徐继达领衔组成天柱山资源考察组，采访胜迹上报国务院，乌以风当顾问，走在队伍的后面，毕竟年岁不饶人了。他撑着的黄布伞上，用红漆写着“岳云山”三个字，落款“天柱老人”，他登天柱百余次，唯独这次令他难忘，因为这是由官方组织考察的，说明开发天柱大有希望了。他感触万端，夜夜难寐，把几十年蕴藏在心中对天柱深情全部凝集笔端，一连了写21首诗赞美天柱。1981年，乌以风回山度假，最后一次攀登天柱山。时年80，步履艰难，用他自己话说两年都市生活使地微微发胖，没有乡下水土养人，花了3天时间才到达山顶。他面对天柱峰，像个稚童欣喜若狂，放开嗓子呼唤：“老朋友，我又来啦！”阵阵回声，激荡山谷。他把自己所熟悉的各个景点和未揭开面纱的神秘谷之情况，向同行的几个友人和盘托出，一一指点，好像回天柱辞行一样。他叹曰：“衰步登高强几回，孤怀时欲对山开”。他憧憬着“同人欲待重辉日，再见朝真鹤驾来”。乌先生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次年11月，国务院批准天柱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区，他逢人便说：“天柱山被第四次皇封了，第一次汉武帝古岳，第二次唐肃宗封三祖寺，第三次祖明万历皇帝封佛光寺，第四次国务院……”《天柱山志》遇到了出版难，两年内“光顾”过3家出版社，皆未受到应有的“礼遇”。最后转到安徽省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手里，他也很矛盾：“出版吧，天柱山知名度不高，订户不会多，肯定要亏损；不出版吧，对不住自己所尊敬的师长，这是先生一生的心血的愿望呀！”他一咬牙，赔本5千元印了5千册。1989年8月该书问世，乌先生写信感谢张崇贵说：“此乃吾生一大快事。”他把稿酬买下500本，逐册签名赠送，他还请人挑了一担到县城，分送诸位领导和友人。
乌先生重返工作岗位后，努力加倍工作，但体力渐衰，时时头昏，预感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决定抛弃较为舒适的都市生活，回到天柱山麓的“忘筌草堂”，着手整埋自己的著述手稿。妻侄女梅兰来到他家，一面为他护理生活，一面为他誊抄稿子，算是有了个帮手。他还是清晨嚼一把黑黄豆，傍晚出门散散步，但只能坚持半天工作了，总的花了三四年时间，把50万字的《儒释道三家关系史》、100万字的《性习论》、507首诗的《岳云山馆诗稿》以及十多万字的《天柱老人书信集》整理出来了，他说：“五四运动前，我国思想界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占统治地位，还没有人写出三家综合的东西，我把三家之斗争、调和、交流和演变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后人的研究兴趣。我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性习论》是我的哲学思想小结，涉及心理学、佛教、西洋哲学等。已写好一百篇，本来想多写点，但力不从心了。”1988年5月11日，80高龄的中顾委常委黄镇在游览天柱山的归途中，专程看望了乌以风先生。两位老人神交已久，一见如故，谈吐投机。他把自己所著的《天柱山志》送给黄老时说：“我到过华山、嵩山、峨眉、雁荡等许多名山，觉得天柱山可和这些名山相媲美，但它像个隐士一样被淹没，主要原因是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没有得到开发。请黄老回京后帮助宣传天柱山！”黄老点头微笑：“老兄虽一生磨难，但建树颇多，可算是当代的徐霞客呀”！乌先生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