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导致落后，静止意味着衰亡。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与进步，都是通过互相交流、融汇贯通形成的，庐陵文化的繁荣也是如此。随着大庾岭山路的开通和梅岭驿道的拓宽，赣江不仅是一条战略要道，也是一条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富庶的庐陵地区，便大开山门，广为吸纳来自南北的各种思想、观念，通过改造创新，逐步形成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待到赣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与北方同等甚至超越的阶段的时候，周边地区的文化之流向赣中的吉泰盆地倾泻，汇成了一股清澈而甘甜的文化洪流，浩浩荡荡地涌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海之中。

一、人迁文兴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发生变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在一个区域里，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在一定的环境里延续。庐陵文化也是因人的流入、定居而创建的地域文化。

追溯庐陵的历史，我们只知道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的活动，可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时期有多少人？是怎么生存的？只是据考古学者们推断这些人与古吴越人有紧密关系。直到西汉，早已设县建制的庐陵的人口有多少，仍无证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所属县的人口平均２万人左右，庐陵县也包括其中，这只不过是个平均数罢了，可能不止这个数。因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征服“百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派大军开往闽越，主要在江西境内集结运动。其中的一支沿赣江而上往岭南，“一军守南野之界”，修建军事要塞。当时，南野属庐陵范围。战争结束后，除少数将领回北方外，大部分士兵留在赣粤安家成亲，庐陵县的地盘内定有不少落户定居者。几年后，秦始皇在中原又征召５０万人谪戍岭南，主要从赣湘两地经过。其中有不少是有罪的人和秦军的俘虏，从中原千里迢迢走向南方，有的还是携老扶幼，一家几口相随，一定有不少流落者和逃亡者，无法回家。为了生存，只有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垦荒种地，与当地人杂居。庐陵的丘陵山间，散居着先秦的子民们。过了２００多年后的公元２年，先民们繁育了许多代。因此西汉时庐陵县应该不止２万人，不然的话，１９０余年后的东汉末年，庐陵就不会升格为辖县的郡。据陶元珍所著的《西汉之际北京汉族南迁考》载，“曾子十五代嫡孙曾据，官都乡侯，有功加关内侯，生于汉元帝永元元年，耻事新莽，于始建国二年（公元６年），集合全家族二千余人渡江，家庐陵吉阳乡，卒葬吉水仁寿乡”。仅曾氏一族就在西汉中期迁入二千余人，可见北民南迁人数之众，使庐陵人口大增。

东汉末年开始，来自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侵，造成政治震荡，中原的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使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向南转移，经东晋、中唐至南宋，这种文化南移的过程方告完成。

第一次北民南迁、文化南移的大波澜，是西晋的永嘉之乱。晋怀帝被胡人所掳，晋室南迁。当时的中原人士为了避乱，进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许多人涌向江南。进入江西境内的主要在赣北一带落脚，一部分人顺赣江而上，在吉泰盆地安家落户。

第二次南移的浪潮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动乱。“安史之乱”的战祸几乎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时８年之久，对北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各界人士纷纷逃往江南避乱，处于长江中下游交界处的江西是北民们的主要迁移地之一。唐末藩镇割据又爆发农民起义，许多北方的士族大批南逃。在北方近百年的战乱期间，相对平安和比较富庶的赣中庐陵成了南下人士比较理想的避难“胜地”。光绪版的《泰和县志》中载，当唐末战乱之季，“四方大姓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肖、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逐倍蓰于旧”。我们李氏的族谱上，也明白地记载说，始祖李晟在唐代因战功封为“西平王”，后裔为“避五季之乱”迁徙江西，其中的一支从袁州迁吉州，又分若干支派。在庐陵“西平李”分布甚广，不乏百户、千口大村。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下了唐后期的各州户口数。开元时（７１３—７４１年）吉州３４４８１户，过了五六十年的元和间（８０６—８２０年），达到４１０２５户，户数增加了１０％。这一流动趋向一直延续到北宋。到２００多年后的宋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吉州户数达到３３５７１０户，近９６万人口。

第三次人口南移之潮是爆发于１１２６年的“靖康之难”。金兵掳走了宋朝的皇帝，康王赵构偏安临安，史称南宋，开始了１００多年的对峙局面。南北双方时战时和，不堪忍受战乱和压迫的北民离开家园，源源不断追随“宋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中道：“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宋史》卷二十三中云：“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经历年人口迁入繁延，庐陵一带的人口达到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