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淅川，两点决定了其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性，一是“三不管”边地；二是丹江通道——扼关中与江汉平原、南阳盆地的天然孔道。

形状狭长的淅川城，自古是边地，春秋是秦楚边界，南北朝是南北朝边界，宋金是宋朝金朝边界，清代是鄂豫陕三省边界。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行管上的“死角”，政治上的“裂谷”。

春秋时期，淅川位于秦楚边界，时楚时秦。战国时，淅川为秦行政管理特区、军事前哨，是“合纵连横”外交政策中一个重要筹码。

秦统一天下后，它属南阳郡。汉承秦制，淅川正式出现侯国名称建制。

东汉时，淅川升格为郡，地跨湖北、河南，成为一权力较大的行政区。三国时，淅川属荆州管辖。晋代属顺阳郡。

南北朝，淅川再度变成边地，时属南朝，时属北朝，政区一直构成南北边境线。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淅川归属北魏，行政管理升格，政区扩大，治地马圈（今马蹬），淅川县名由此开始。

宋金对峙之后，淅川成宋金边界。为宋所辖时，北宋初将顺阳镇升格为县，提高其应变能力与灵活性。为金所辖时，金也提高边地行政规格，用空衔名招抚有志之士，并遍置榷场，与宋通商，自由贸易。

淅川边地特性，决定其首当战乱要冲，破坏惨重。为秦楚边界时，是两国丹阳大战的战场。为南北朝边界时，也是双方攻伐逐鹿之地。

它为宋金边界时，战事屡屡。南宋末年，它已地旷人稀。

1239年，元军南进至此，宋军屡败元军，收复此地。到了1254年，淅川终属元。

元之前，淅川虽为边地，但总归一直有甲或乙交替行政管理。元之后，此地出现一个特殊现象，即政府放弃对其统治，成了行政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元政权首次在淅川撤销县级以上行政建制，令其归内乡兼管。内乡鞭长莫及，此地缺乏强有力的区域行管，以致流民云集。

淅川位处荆襄地区，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跨连陕西、河南、湖北三省，这一地区，在元末又成为“三不管”地带。这一切，为元末动乱和扰及明朝的严重社会问题——南阳荆襄流民，埋下了祸根。

元代放弃对淅川的管理，是淅川政史上的转折点。荆襄流民大量拥入，号称淅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流布最广、反复最多的一次无政府迁入移民”。而荆襄流民的进入，对淅川影响深远，几乎确立了现有的一切。

原因是，“一，它使淅川由荒无人烟的禁地重新走向繁荣，县境基础居民村落分布及基础族姓（人口）构成最后定型。二，它使淅川在鄂豫陕边区，尤其是河南边区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并为清以后升县为厅、再升直隶厅，直至地方自治打下坚实基础。”《淅川县政史》作者刘炳强道。

“检察官”原杰设县分制成就淅川

多少年来，人们只知“走西口”、“闯关东”、“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和“下南洋”等人口大迁徙活动，“荆襄流民”这一历史现象却鲜为人知。

“流民”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个历史现象。按《明史·食货志》解释，流民即“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从元代起，因大量“流民”流落到鄂陕豫交界的荆襄山区，这里成了中国最大的“流民”集结地，史称“荆襄流民”。

明成化年间，“荆襄流民”有150万之多。成化元年至六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流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但流民依然蜂拥而来，驱而复返。政府只能反复封禁山林，驱逐流民，严禁流民在此生产开发。

但因官府查编户籍，粮差浩繁，流民不得不寄寓山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1476年），明政府被迫改“堵”为“疏”，下旨抚民。左都御史（正二品，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原杰抚治荆襄流民，设置郧阳府治都察院，并由都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使湖北、河南、陕西交界由大乱到大治。

流民附籍后，开垦老林，从事农作，开发药材﹑竹木﹑铁﹑炭等资源，荆襄山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流民沿汉江及支流流域（包括丹江）安家落户，再造汉江流域文明，书写了悲欢离合移民史。

为加强对流民的管理，原杰召集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巡抚、巡按等官，登记流民入籍，共登记流民11.3万多户，总人数438000多人。初来尚无家产及行为不轨者遣返原籍，已经入籍的以减轻赋税优待。

原杰治豫是从淅川开始先行实验的。明成化六年（1470年）春，原杰针对淅川“权力真空”导致的难以控制局面，提议将淅川从内乡县划出单独设县，管理流民。同年，明政府同意设置淅川县，县城初设马蹬镇。成化七年（1471年），淅川县城由马蹬再向老城（已被水淹没）迁移。河南按察司事顾以山亲赴淅川考察选点，并作诗《淅阳驻节》：“遥知民物从今盛，应与中州作镇城。”淅川，自兹走上繁盛之路。

此后，淅川县级编制再没被撤销过。原杰也成为淅川老城的缔造者。

原杰看到淅川设县分制的成功，到了明成化十二年，他依此新设了河南南阳府桐柏、南召、汝州、伊川四县，以安流民。

“行政高配”打造淅川历史繁荣

原杰设淅川县，解决“权力真空”，这一举措也造就了丹江通道的鼎盛。

政府有效管理之下，流民进入丹江河谷，开荒建屋，采淘金银，贩运土产货物，使得“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壁，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亦有蚕丝蜡虫，核桃漆药，储蓄百产……”山区土特产品相继开发，商品性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活动兴起，提高了人们对交通路线利用率，为丹江水运带来了发展机遇。

另一点则是历史给丹江的机遇。明清统治者为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羁縻，在西北大力发展边贸，东南棉布、盐、茶等产品转输于西北，西北皮革制品贩运于东南各地。东南与西北的区域贸易中，丹江通道十分重要。有两大区域宏阔市场空间的支撑，丹江边出现多个商业城镇如陕龙驹寨、豫荆紫关、鄂老河口等。

具体到淅川，其区域经济大发展，是乾隆以后。也就是说，是南阳府同知移往淅川城之后。这一时期，淅川升厅再升直隶厅，完全成为一个“特区”，行政上“高配”，使得淅川发展成秦巴山区商贸重镇，成为江汉连接关中经济区的要路。而淅川沿丹江，出现了荆紫关、黄河、磨峪湾、白亭、老城、马蹬、李官桥等工商业集镇。

“行政规格拔高成特区，显然对淅川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边地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刘炳强认为。

刘炳强比较后认为：“民国后，淅川取消了特区，降低了行政规格，结果是经济萎缩，丹江沿岸集镇衰落。一直到现在，成为国家级贫困县。”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不光淅川一地“行政高配”，整个荆襄地区都专设“特区”，享有特殊政策。

因为当时朝廷设立的郧阳抚治都察院，是割河南南阳府，陕西西安、汉中府，湖北郧阳、襄阳、荆州三府共六府隶属，成为明朝一“特区”，各府均受双重管辖。如南阳府既受河南行省节制，又受郧阳抚治都察院管，政策宽松灵活。“特区”政策，在明朝取得了极大成功，为彻底解决长达数百年的流民问题，留下了成功经验。

借力打力使淅川重现往日风采

边区区域行政管理薄弱，可为兵家利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曾转战荆襄汉中之地，利用“边区效应”，游弋转战，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推翻明王朝。

三四百年后，毛泽东继承发展了这一理论，立足边区，创建了湘赣、闽浙赣及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根据地，建立了新中国。

而对于和平年代发展经济而言，一个完整的丹江口水库，因行政区划为两省所有，各自为政，问题变得复杂化，小如鱼类养殖、资源保护、水土保持及水能梯级开发统一规划、延长水库寿命等，大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整体实施，移民受益与受损区不合理状况解决等,都是需要持续研究的。

细看河南地图会发现，鄂豫间有长长边界线，边界线两侧，河南散布着不发达的农村及贫困山区，行政规格亦低。而湖北散布着一系列较发达的工业城市，行政规格亦高，如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市、随州市等。

今年，河南“中原经济区”的设立，将湖北襄樊划为重要联络点，这是巧妙的借力打力与资源整合，不失为明智之举。而500余年前明政府的“行政高配，设立特区”，能否为当下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