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观点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这个观点迄今还在史学界产生着影响。这个观点的内涵是浓厚的封闭意识，唯华夏独尊，四邻被视作夷狄，异民族在他们眼里都是卑微低劣的。吸收异民族的文化无异是耻辱，即使吸收了也采取不承认主义。

      尽管中国的史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但是，极少有关于异质文化融汇的记载。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同样是农业土著和游牧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两大部落就是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史记·五帝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居轩辕之丘”。《庄子·天地篇》中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庄子·至乐篇》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郭璞注《西山经》云：“叶日辛酉，天子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昆仑见于庄周、屈原等书，《庄子·大宗师》“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屈原·九歌·山鬼》说：“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 离骚》说：“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屈原·天问》说：“昆仑悬圃，其居安在?”《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记》“河出昆仑，其高二万五千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淮南子》说：“禹掘昆仑虚以下地…．珠树、玉树、旋树在其西”。看起来，这绝非是纯粹的神话，确有地理根据，昆仑山就是出玉之山，这肯定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带去的，否则不会把玉和昆仑联系在一起的，而黄帝又和昆仑有联系，这证明黄帝是从西域去的游牧部落。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向，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和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最早到西域的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而不是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据史书记载，最早到西域的游牧民族是塞人、月氏、乌孙，他们都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近半个世纪，在新疆天山南部发现的判定为三千年前的干尸都是欧罗巴体型。说黄帝部落是雅利安游牧部落应是准确的。后来出现了羌族。《国语·晋语》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就是羌。羌是当时西域最为强大的游牧部落。这个部落进入中原那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先生又说：“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原”，这是完全可信的。羌族是曾出现在中国西部的强大的游牧部落。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依然存在着。不过不在中国的西部，而在西南部。新疆有个县叫若羌，塔里木盆地正是古代羌族驰骋之地。炎黄两个部落与当地农业土著相混合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干部分。和发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混合一样，那个时候农业民族还没有创造出足以同化游牧民族的文化，融合之后，总是游牧民族占上风，外来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炎黄之前还有什么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带已无稽可考，有史料作证的就是炎黄，现在只能把它们当作游牧民族的象征。当然，炎黄和华夏族的混合并非是终结，这种混合一直进行着，继炎黄之后融合进去的有夷和苗黎。传说中的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居地在西方。《尧典》有所谓“群牧”，就是以畜群为私有财产的部落酋长，可见尧时还保持着游牧生活。舜的居地在东方，看来舜是属于东夷集团。夏朝的缔造者禹来自西方，《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故禹兴于西羌”。杨雄《蜀王本纪》中说：禹生于不纽，长于西羌。可以断定，禹也不能脱离游牧民族。商王是契母的后裔，相传契母简狄吞燕卵生契狄就是翟，是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即使商王本人不是牧民，他至少是一个混血儿。在商朝，肯定有许多人还过着游牧生活，商朝的畜牧业肯定是相当发达的。箕子《洪范》第八条叫做“庶徵”，“庶徵”是说五种气候如果合时，水草就会茂盛，畜牧业就会兴旺。周朝的祖先弃相传是有邰氏(陕西武功县)女姜所生。姜显然是羌族，周王和商王一样，至少是混血儿，弃被称为后稷，尊为农神。看起来周朝的祖先稷开始才由牧转农。西周的最大外患就是西部的戎狄。当然，戎狄是游牧民族的统称，像白狄可能就有雅利安人的血统，所以有些游牧民族被称为“鬼方”。欧罗巴种血统的人对于处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的农业民族，在体形上是极其怪异的，因而用鬼相称，完全可以理解。当时戎狄分布的地域极广，陕西的西北部、山西河北的绝大部分都是戎狄居住地。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渗入和武力侵占就是不可避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东方有戎、长狄；北方有北戎、赤狄、白狄；西方有大戎，小戎、骊戎、犬戎、茅戎、白狄、赤狄，战国时又出现了匈奴。这儿特别要提到楚国。几百年的大融合，造就了新的中华民族。如果说，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被农业文化同化了，但在长江汉水流域，因为农业文化还未形成体系，草原文化就占了优势。早在二十世三十年代，先生就撰文论证楚国贵族中有突厥成分。在中国历来的史学著作中谈到游牧民族向中原渗透时，只注意陕西、山西两个地方，这是不完全的。因为从乌苏里江到青海、西藏，游牧民族对中原内陆地区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几个方向都可以进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显然这里说的是来自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有一条路线很少有人提起，那就是从甘肃的陇南进入汉中再进人长江汉水流域。进入楚国的游牧民族应该是走这条路线。

      根据新疆史学界研究的成果，塞种和月氏都混有雅利安血液，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中的混血种，所以特别强悍。到了楚地之后他们那种草原民族的气质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就占了上风，长时期不泯灭。现在很多人在历史研究中都感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答案都很离题，不同就在楚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

      后来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相继进入中原，有的还建立了政权，政治统治长达几百年，但是中国有完善而精关的农耕文化系统，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压倒了草原文化。再说，文化一般都是先进的提升落后的，文明的提升野蛮的。农业文化要比牧业文化高一个档次。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要比中原农业人口少得多，所以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不论时间长短，迟早都会被同化。中国能一直保持农耕文化传统，并不是说，草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起过作用。不，每次人种混血和文化混血之后，中国人在生理上或是在心理上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的体质会变得强壮起来，人的活性心理元素会大大活跃起来，农业文化培育起来的惰性心理元素会弱化或淡化。紧接着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人种混血和文化混血之后必有一个强大的王朝，春秋战国多民族混血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王朝，南北朝对峙之后，出现了强大的隋唐王朝，经过元代多民族大混合之后，出现了强大的明王朝。可惜中国的许多史学家无视草原文化对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做出正确的答案。笔者的新著《中国历史的新视角》详细论述了草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做了充份的评价。

经济文化特征决定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化发展理念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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