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一名女导游不满游客消费低，大骂游客：“如果你要像貔貅一样只吃不拉，那对不起，下一站不要跟着我，咱们这趟旅游车是给有德行、有道德、有良心的人坐的，你如果没有德行、没有良心、没有道德，不配坐在我的旅行车上。”“你不用为我埋单，可以的！我站在这里付出了四天，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你不需要替我考虑，……但是你可不可以为你的良心埋一份单？如果说你最起码那一点点的良心都没有，会遭报应的！”

视频中，旅行社强制旅客消费，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对导游辱骂旅客或大打出手也早已见怪不怪。一些导游和旅客的矛盾事件，基本上是利益冲突，导游和旅客的角色基本上属于原告和被告，但像云南女导游那样把自己当成法官，站在道德审判庭上居高临下，公然训斥旅客没有良心和德行，此前闻所未闻。

目前，绝大部分舆论聚焦在旅游的市场管理、导游的职业困惑和个人的道德素养上，认为旅行社巧立名目，强迫旅客消费，是旅游行业的潜规则。如果把这个事件当成是潜规则的一次暴露，由此重点整顿这个潜规则，我觉得是低估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这不是一个潜规则事件，不能简单地用对待潜规则的方法来处理。它是一个明规则事件，低价团是旅游法明文禁止的，却堂而皇之写入合同，更值得关注的是，挑衅法律行业道德，却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其实，在内心上我非常同情这位女导游。她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发自肺腑地希望游客将心比心。当然，她的方式非常粗暴，但她的情绪非常真实。如果云南旅游部门把她杀一儆百，平得了这个怨气吗？无数沉默的导游是一个个随时要爆发的活火山。

舆论是弱势群体的天然盟友，只有被剥夺的弱势群体才会这样悲愤发声，才会这样理直气壮。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导游逼成了弱势群体，以致她敢于向另一个弱势群体（游客）公然叫板？

舆论学观察事物的角度和其他学科都不太一样，导致其结论也未必相同。比如，面对一个伪善的社会，伦理学观察者研究的重心是揭示其道德外衣下的不道德的本质，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伪善的社会比真恶的社会更坏，因为伪善的社会除了本身的不道德外，还多了一个不道德项——欺骗。通常的伦理学研究，强调要去伪存真。但对舆论学观察者来说，披着的道德外衣，并不是舆论研究要“去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舆论研究最重要的观察对象。任何舆论事件，舆论学首先关注的是事件的道德制高点到底在哪里，又在谁手中？对一个伪善的社会，舆论学感兴趣的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为什么还要披着道德的外衣？它的舆论的制高点为什么还是道德？在舆论研究者的眼中，一个伪善的社会永远比一个真恶的社会要好，因为伪善的社会，作恶者还有敬畏，舆论的制高点还掌握在善良者的手里。手无寸铁的被欺凌者，手中起码还有一个武器——舆论！

舆论制高点不同的时代，是两个时代。以台湾为例。从政治学分析，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可是从舆论学分析，李登辉和陈水扁却是两个时代。在李登辉时期，尽管他要推行台独，但还要把“统一”当成幌子，不敢公然挑衅；到了陈水扁时代，“统一”反过来变成舆论禁忌。虚伪的挂羊头卖狗肉，说明羊在舆论上还是比狗好，等到挂狗头卖狗肉，甚至卖羊肉，那就在舆论上羊都不如狗了。

舆论的制高点，无论对于个人、政党还是社会，都至关重要。以国民党为例，2000年前，因为反对党“民进党”的党名，有“民主”“进步”两个字，所以国民党谈“民主”“进步”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结果把这两个美好的舆论字眼拱手相让。民进党乘胜将“反黑金” “爱台湾”的舆论大旗高高举起，舆论制高点一个一个被民进党夺去，舆论制高点旁落的结果，就是2000年政党轮替。

舆论制高点的丧失，是比糟糕的事实更糟糕的现象。如果一个社会，贪官痛骂不行贿的人没有德行，店家谴责不买地沟油食品的消费者没有道德，公共汽车上的强奸犯批评反抗的少女没有良心……这样的社会怎么得了?

回到云南导游事件，我希望云南旅游主管部门，不要就事论事处理，你们对那个导游与公司处理得越严重，你们掩盖问题、逃避责任的嫌疑就越大。当一个潜规则变成明规则出现，而且公然在道德的高度蔑视社会，就说明这不是“个别导游的素质和个别企业的管理不善”可以解释的现象。不解决这样一个把导游逼成弱势群体的舆论土壤，这样的舆论事件，就还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