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文革”时期的中国服装，“蓝蚂蚁”的说法最为人所熟知。据说那是一个外国人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穿着蓝色的服装……没有不同的服装，也是缺少个性的表现。

但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常常难免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他们不知道，即使是在服装高度一律的中国，也常常有人别出心裁地、悄悄地创造着不同一般的时尚。在那个年代里，这显然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例如牛仔裤。在今天，牛仔裤已经成为最大众化的时装，可在“文革”中，大概因为牛仔裤属于资产阶级的缘故，工厂是不生产牛仔裤的。于是，人们开始想办法自己设计、制作牛仔裤。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里，“的确良”竟也成了做牛仔裤的面料。在武汉，就流行过这么一首反映这一世象的腔调油滑的歌（这歌肯定也是无名人士作词作曲的）——清早起，天晴朗，裁缝铺里做衣裳，做了一件“的确良”，“拷钉”、“拷板”，“喇叭筒”带“兜裆”，真清爽！

这里，有几点需要加注：所谓“拷钉”，就是在裤兜上钉几个装饰的钉；所谓“拷板”，其实就是英文cowboy（牛仔）的中文译音（那时牛仔裤又称“拷板裤”，可以猜想这个词恐怕来自旧社会的租界区）；所谓“喇叭筒”，指的是裤脚宽大，像喇叭筒一样（因此牛仔裤也叫“喇叭裤”）；还有“兜裆”，则指裤裆紧绷绷兜住裆部，以凸显不无炫耀的性感。对比今天的牛仔裤，只在“喇叭筒”这点上小有区别。

当商店里买不到牛仔裤时，人们就自己动手做。没有帆布面料，就用“的确良”；没有正宗的样式，就创造性地来他个“喇叭筒”。这，也叫“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也叫“中国特色”吧。这种自制的“喇叭筒”牛仔裤一时间在街头“混混”中间流行起来。那年月里，经常可以看到“混混”穿着自制的“喇叭筒”牛仔裤招摇过市的一幕。对于他们，那当然有离经叛道的意义，也有“表现自我”的挑战性。所以，一经出现，就受到了严肃的打击。至少当时的许多中学，是严禁学生穿那样的“奇装异服”进校门的。如有学生违反禁令，定会受到校纪处分。我就记得在我就读的中学，邻班有一同学突然穿了一条“的确良”“喇叭裤”进了学校，连同他那已经刮得一毛不剩的“眉毛”，引起同学的一片惊奇之声。不久，他又悄悄脱下了“的确良”“喇叭裤”，也许是因为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吧。

但在学校之外，自制的“喇叭筒”牛仔裤不时可见。好像没人管得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街头“混混”。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外国正宗的牛仔裤流行开来以前，那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牛仔裤一直就不曾禁绝过。今天看来，那具有“中国特色”的牛仔裤应该可以算是当代时装潮流的先锋吧。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保存着那样的牛仔裤，如果有，未来的中国时装博物馆中，是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那些“混混”是怎样得到有关牛仔裤的信息的？一定是有某个“过来人”将何谓“牛仔裤”的有关知识传给了他们。那么，那个人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将那知识传给了那些无意“上进”的“混混”的？而那些“混混”又是怎样将那知识变成了现实（尽管是不那么正宗、有些变形的现实）的？

他们当然不知道，他们的创造除了表达他们的叛逆情绪以外，还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他们以那样的“奇装异服”突破了象征着严肃、正经的“军装”和“中山装”的一统天下，从而在冥冥中促成了服装的走向多样化，因此当然也就促成了文化多元化的萌芽；他们在冥冥中选择的“牛仔裤”开了1980年代以来持续流行、至今不衰的“牛仔”文化的先河。还因为当时那“喇叭筒”牛仔裤已经成为“混混”的重要标志，所以它也传递出了在“火红的年代”里不思“进取”、自甘沉沦的颓废情绪。那情绪可以说直开了新时期“世纪末情绪”的先河。只是，那时的“混混”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竟然也成了一种新文化思潮的“先锋”。

而相关方面对于“奇装异服”的禁而不止，不也很有“特色”么？一些禁令，都常沦为一纸空文，时间一久，便名存实亡了。许多人深谙此道，也就常常不把它当回事，而悄悄地自行其是，直到无数的自行其是汇成冲破禁令的滔天大潮。从古代中国的“海禁”到禁止“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无不如此。这就是历史。

作家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写道：“时装这东西，你要说它是虚荣也罢，可你千万不可小视它，它也是时代精神。”细细想来，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