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出席清华大学一个论坛时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的，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这一陷阱有着较为确切的经济指标，即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后，人均GDP增速将显著下降。当下，中国人均GDP刚好在7000到8000美元之间。中国经济亦从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下行空间。而且，从去年到现在，这一经济下行趋势还是“进行时”。 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管是50%或者更多更少，楼部长发出的警世危言皆具现实棒喝意义。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上下亟需思考的的大事件。从世界范围看，拉美困境算是最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周边国家看，日韩新等国则是成功逾越这一陷阱的成功典型。 不步拉美后尘，而要像日韩新那样成为富国俱乐部的一员。更要者，中国不仅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且要创新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开创新的现代化途径。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是改革开放的国力积累强固，使中国成为全球战略力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二是全球化的主力，是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强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在世界经贸秩序中拥有越来越强的发言权；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强劲，通过亚投行逐渐成为全球金融秩序的构建者；四是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国家动员力和行政效率较高。 中国的问题是，收入两极分化，且中国面临着产业、法治和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环境压力制约经济永续发展等一系列难题。当然也包括楼部长所谓的中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破局，社会养老还处于初级阶段；生育政策亟待调整和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等。 中国突破、避免抑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理论研讨、逻辑推演问题，更是现实迫切命题。现在的深改革、调结构和稳增长，如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宽松”，财税体制的系统变革，社保体制的公平性完善，资本市场的消疴立制和外延（沪港通、深港通等），以及改革开放进入2.0版的自贸区实验区扩容等等，皆是为了突破体制机制桎梏，使中国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增长的一揽子改革举措。 从拉美国家的教训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涵盖社会民生的结构性难题。尤其后者，成为内生性的经济牵绊。原因在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初始发展阶段速度较快，但到中等收入节点，均会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市场环境、社会治理、法治水平的不同步。中等收入形成的社会群体对政治文明的较高诉求，则要求执政者向西方发达社会看齐。在此语境下，容易导致阶层分野和社会矛盾扩大。若外源性资本和意识形态深涉其中，整个社会系统就会陷入政权更迭的“坏民主”和经济萎靡不振的“亚健康”中。 中国社会民生近年来也面临着波荡起伏的态势中。不过，由于中国战略力量对外部滋扰的抗力较强，且中国改革动力自上而下推进，困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民生难题在中国变得风险可控。 诚如前述，中国决策层的主动改革，触及到了体制机制的痛处和尴尬处，也有助于打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任督二脉。只是，有些改革需要耐心和稳健，有些则需要加速推进，譬如生育政策和户口政策就要力道大些再大些。人口红利是疗治未老先衰未老先穷的良药，也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理念的基础。户口政策则是制约中国人口流动和市场活力的最后屏障。多年改革尚未根本畅通，而且改革矛盾集中在几个一线城市。 还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近十年的改革准备至今仍未破局。这一改革不启动，即使中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富国俱乐部，也是国富民穷的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