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情更切

——追忆1983年戈宝权在东台、大丰、盐城的讲学活动

汪 国 璠

一、京华望乡

1983年9月9日，我正在家中吃晚饭，邮递员送来一封电报：“金家墩17号汪国璠：已电县委，119次车，11日到（无）锡。权。”原来是北京戈宝权老发来的。电文的意思是：戈老和夫人梁培兰已乘119次快车，后天就抵无锡，希望县委能派车将他俩接回。为了保险起见，他拍了两份电报。接到电报，我既高兴又紧张。当时我在东台县中学任教，戈老怎么会通知我一个普通教师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这年4月，我有一篇论文（《〈天仙配〉故事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与戈老有一篇研究维吾尔阿凡提民间故事的论文，有幸同发表在当年第一期《民间文学论坛》学术刊物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中国民家文艺家协会）通知我去京参加第二届年会。戈老消息灵通，文艺界熟人很多，托人捎口信给我：散会后到他家去一下，有事商谈。并建议我住到离他家最近的全总招待所。年会是在北京郊外风景秀美的八大处招待所招开的，会议一结束，我就移到城内，到干面胡同东罗圈的中社院宿舍楼找到他。相见甚欢，世谊加戚谊，更有谈不完的话。他说从1935年去苏联，后回国抗日，已有38年没有回乡。“文革”虽受批斗，没有吃大苦，经过组织审查，已推倒不实之词，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他和一批老专家学者复出，受到重用。他已出国多次，以文会友，访问了不少国家和地区。“文革”中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特别思念家乡。1971年才一“解放”，就请了假，带着女儿毛咪（元配郑兴丽所生。郑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歌唱家）回过东台，仅住了一宿，又去南通、上海看望了一批亲友。那时心情不好，无心多逗留。不知家乡近况如何？我说，“文革”后，家乡变化很大，政通人和。戈老是大翻译家，特别是出任第一任驻苏临时代办，新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无人不知，是家乡的骄傲。回去后，我一定向县委领导回报，努力促成回乡之行。他的后任夫人梁培兰女士，是徐州籍人，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会计，请我吃了煎饼，还饮了从绍兴带回的黄酒。戈老那时已71岁，面皮白皙，满头乌发，记忆力特好，看上去只有50多岁。晚上送我回全总招待所时，衣服穿得比我少，步履轻捷，富有活力。他平易慈祥，博学睿智，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

回东台后，我向县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作了回报。那时正是“文革”结束，开革开放后，东台籍在省以上部门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以私人身份回乡探亲讲学，如何热情接待还没有先例，叫我提供戈老的生平业绩等背景材料、活动安排建议，经过慎重研究，市领导表态：家乡政府热烈欢迎戈老回乡探亲讲学，时间最好选择在中秋节前，从无锡接站，里程最近。接到我的复信后，他来信要我向县领导致谢。

二、无锡接站

话再说回来。我接到电报后，不敢怠慢，即向县委做了回报。县委也已收到电报，非常重视，特派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准、县文化局文博股股长金鹿萍和我三个人到无锡迎接。当时县里条件较差，只有一辆有番布棚的吉普车，在用车紧张的情况下，还保证了接待戈老的需要，足见县领导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1日大早，由于铁同志驾驶，我们驱车南下。那天艳阳高照，金风送爽，过江顺利，直奔无锡火车站，正好119次快车已鸣笛进站。我们进入站台，戈老和夫人已下了车，将旅行包放在地上，正在焦急地四处张望。我大喊一声：“戈老，我们来接您啦！”他俩大喜过望，如见久别重逢的乡人，显得很激动。连说：“家乡政府真好，还特地派人派车赶到无锡来接我们！”当他听我介绍陈准同志也是戈家的亲戚，鹿萍同志也是戈老的崇拜者（当时还没有“粉丝”这一新名词）时，更拉近了距离，热络起来。我们帮他俩拎行装时，显得很沉，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重？戈老说：“这是我的一些译著，特地带回来送给家乡政府的，向父老乡亲做个汇报。”

我们下榻在无锡梁溪饭店，这是无锡最好的市政府招待所，还要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入住。梁溪饭店现在看来也设施一般，它的出名是因为林彪在得势之前，小病大养，看上无锡的秀美风光，在此住过一个时期。粉碎“四人帮”后披露出来，引起人们探密的兴趣。我们住下来以后，戈老提议去看看林彪的住处。那是招待所后面一幢楼，有墙隔开，庭院长满野草，至今没有开放。没有地方游玩，就到大饭厅一边等吃晚饭，一边听戈老闲聊他出国的见闻。忽然有人在喊：“戈宝老，戈宝老！”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出来调查研究，路过无锡，也在此下榻。“文革”中科研停顿，都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所以很熟识。“文革”后，科研队伍青黄不接。老专家出国访问，交流学术；中年科学家拟定课题，出外搜集资料。其中有位王春瑜先生，大丰人，1981年在大丰开施耐庵研究会时，我们相识。老乡见老乡，分外亲热。其中有两位女研究员，从包内拿出德文资料，向戈老请教起来。戈老用流利的德语读起来，熟谙地解释资料的历史背景，出自何处，建议她俩回京查什么德文著作。经他一点拨，豁然开朗。有位女研究员高兴地说：“戈老真是你们东台人的骄傲。他不仅是俄文权威，英、德、法、日语都好，还是世界语协会的理事长。他是我们社科院有名的‘活字典’、‘百科全书’。如在无锡遇不到他，回北京也要找他。”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更增加我们对戈老的崇敬。

戈老对无锡并不陌生。他1954年奉调回国，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当时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蜜月期”，文化代表团纷至沓来，接待繁忙，常陪国际友人来无锡参观游览，“文革”十年从未来过。陈准同志便安排第二天游太湖，戈老非常高兴。那天天气晴朗，太湖波平如镜，绿水青山，令人心旷神怡。我们乘游艇游览了鼋头渚等名胜，戈老成了我们的导游，一一介绍胜景。船经三山时，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中央有位名人叫王昆仑的？我们说，仅知道他原来是北京市副市长。他说：“王昆仑原是无锡富豪子弟，这湖中的三山就是他家的园林，建国后献给了国家。他是北大高才生，思想进步，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军阀和反蒋斗争，长期从事民主运动和统战工作，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我和他在重庆相识。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1941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得了严重的肾脏病，奄奄一息，他向周恩来同志推荐了一位名老中医邹云翔，起死回生，治好了我的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说：“近年来王老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不知是不是还健在？”戈老说：“健在。他现在还是民革中央主席。他比我大十一、二岁，身体不太好。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有专著出版。在病中他还写文章呢！”通过戈老的介绍，我们增添了很多无锡的人文知识。第三天，我们又陪戈老夫妇逛了苏州。旧地重游，抚今追昔，戈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