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1592年-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字曾昺，号子房，福建省福清市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投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周游各地，遍访名师，崇祯八年（1635年），成为佛教临济宗正式传法者。两年后，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四出募化，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刹。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出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应邀率三十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受日本佛教的主流之一。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神宗万历廿年（1592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清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现属上迳镇）。父林德龙，母龚氏。在兄弟三人中，隐元行三，原名曾丙，号子房。父亲在隐元六岁的时候，迫于生计往湖南、湖北一带谋生，一去不归，从此便家道中落。隐元九岁就学乡里的中峰社学，翌年冬即辍学，不得不学起农事，随兄长耕樵，维持生计。隐元少年时就非常聪明。长大渐渐显露出成为宗教家的苗头。他经常与两三个朋友坐卧松树下，仰观天河运转，浮想宇宙的秘密，觉得宇宙间的至理，除非是仙佛难以明了，便有了向佛之意。此时的隐元虽未出家，却已看破红尘，与世无争了。十八岁时他加入径江念佛会，开始学习修行佛法的要领。

    隐元出家时，黄檗山万福寺的建筑中只有大雄宝殿、方丈室、藏经阁、择木堂等几座殿堂，昔日的佛教道场毁于倭乱，早已荒废了。所以出家不久，他就承担化缘任务，奔波于福清、莆田之间。这年冬天，在福清海口瑞峰寺听了道亨法师讲的《楞严经》后，下定决心新年之后要亲自重建黄檗寺，并动身去北京化缘。途经杭州的时候，隐元遇到了从北京回来的时仁了解到北方战事正紧，只好放弃进京化缘的想法。

    在与时仁相处的日子里，隐元与时仁经常交谈。一次，隐元向时仁请教：“依照经书解释佛义像是冤屈了三世佛，偏离经书一字则如同魔说，其中缘由实在无法明白。”时仁说：“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隐元听了十分失望。

    后来，隐元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深有感触地说：“时仁说的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如果当时时仁依据经文做解释的话，我也就不会另求答案，回黄檗寺去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因与时仁会话而愤然分手，隐元开始四处参拜领悟。他先后参访了浙江嘉兴县的兴善寺、海盐县鹰窝顶的云岫庵、峡石山的碧云寺、秦驻山的积善庵等。寻访秦驻山积善庵时，受庵主景西的邀请，在此庵度过了夏天。在各地参学、听经，隐元产生很多疑问。一天，隐元与景西正谈及往天台山通玄寺向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求教之事，忽闻密云圆悟来到海盐县金粟山广慧寺，当即与景西一道乘船前往金粟。

    隐元在金粟山从师圆悟体验禅学，辩道解疑，道业大进。两年后，隐元大彻源底，豁然开悟。从此，隐元机锋显露，在与密云圆悟的法嗣五峰如学参禅问答后，名闻金粟山。崇祯二年（1629年），密云圆悟应黄檗山万福寺耆宿信众恳请，许诺住持黄檗并请隐元同往。崇祯三年春，隐元随侍密云圆悟进住黄檗。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密云圆悟退居金粟山，圆悟法嗣费隐通容应请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住持黄檗。隐元从费隐通容之请任“西堂”，彼此禅机相契。崇祯七年（1634年），43岁的隐元成为费隐通容最初的法嗣。崇祯十年（1637年），隐元接受众请住持黄檗。至此，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三代同声唱道，一时成为禅门盛事。

    隐元住持黄檗后，倾心重兴伽蓝，苦心经营，并以千日为期开阅全部藏经，黄檗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蔚为禅宗一大丛林。七年后，退居福严寺。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年届五十五岁的隐元再登黄檗法席，长达九年。这段时间。他致力于建庵修塔，增置田产，倾力教化，或游行诸方，或问道酬、利众化他，黄檗宗风闻名遐迩，其禅风盛于江南。

    隐元东渡，继渡宋求法僧荣西、道元开创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独树一帜，开创了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古黄檗”或“唐黄檗”，以示与隐元开创于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檗山万福寺相区别，并道出了两地黄檗间的渊源关系。

    隐元从东渡到溘然圆寂，二十年间，历尽艰辛挫折，竭力弘扬祖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决定滞留扶桑弘法异邦后，在宇治市动建了“新黄檗”，并专门从福建泉州请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了新黄檗的规约，促进了新黄檗的兴隆发展，使中国佛教古黄檗的传统、法式得以弘扬。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禅净融合的宗风和教化形式，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隐元的禅净双修与密教祈祷主义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隐元禅师的高风亮节，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巩固了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