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称“三绝碑”的有: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岭》三绝碑、四川成都《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湖南永州柳子庙《苏轼荔子碑》、山东《潍坊新修城隍庙碑》、福建泉州《万安桥记》大字碑、河南临颍《上尊号与受禅碑》、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开善寺《宝志公象赞诗碑》、陕西高陵《李晟墓碑》、河南郑州《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石碑》。这里要介绍的是河南临颍汉魏时期的“三绝碑”——《受禅碑》。
在河南省临颍县城西北15公里的繁城镇献街村村南有一受禅台,筑于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受禅台是当时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登基称帝的地方。台上原有大殿等建筑,现仅存高台一座,坐北朝南,呈上圆下方状,高约13米,底周长300多米,总面积8000平方米。距此不远的北面有汉献帝庙,庙里原有建筑已毁于兵火,只存两通石碑:一座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另一座是《受禅表碑》。碑的内容都是有关曹丕受禅的事,所以二碑统称《受禅碑》。临颍“三绝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三绝碑”,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汉献帝刘协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束手无策,在满朝文武大臣的威逼下,宣告将天下让于魏王。曹丕根据司马懿的建议,为“避免篡逆之名”,没有急于接受,只是上表谦辞。最后汉献帝采纳了太尉贾诩的意见,在繁阳亭筑高台举行大典,禅位于曹丕。《三国志•集解》记载,公元220年10月29日,繁阳亭五彩旌旗,如林迎风。受禅台上黄幔金伞,遮天蔽日,台前台后,三军持戈,严整列阵。受禅台前大小官员400余人,御林军20余万,还有匈奴单于以及藩国使臣等数百人。寅时一到,军号齐鸣,台上献帝亲捧玉玺奉献魏王,台下文武百官跪听读册,而后曹丕登上皇帝之位,并宣布改元黄初,国号大魏,册封刘协为山阳公。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而称帝,是为魏文帝,从而结束了两汉400多年的统治,开始了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曹丕为纪念这个历史事件,便取人神并和、繁荣昌盛之意改繁阳亭为繁昌县,并树碑立表,以诏天下,流传后世。
《受禅碑》与《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立于公元220年,具体记载了魏公卿将军劝进及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的历史经过。《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碑高323厘米,宽102厘米,厚32厘米。圭形,上有碑穿,碑额篆书阳文“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碑文隶书阳镌,正面22行,背面10行,满行49字,共1359字,现仅存900字。内容为文武大臣奏请曹丕代汉称帝事。奏章前,列“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御史大夫安亭侯臣朗”等46人的名字。奏章后所列人名与前同,但省其官爵,奏章称道“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敞天命以固请”,说汉献帝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故又名《劝进碑》。《受禅碑》,碑高322厘米、宽102厘米,厚28厘米。额题篆书阳文“受禅表”三字,可惜碑额早已破裂,三字不复存在。《受禅碑》碑文22行,满行49字,隶书阴镌,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授终。”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洪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思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
两碑并称“三绝碑”。所谓“三绝,一曰文表绝,据传由司空王朗撰文。从尧舜禅德,史有前例,到魏王德高望重,远近臣服;由汉室气数已尽,理当代汉,到献帝主动让贤,曹丕谦逊再三,文辞宛转巧妙,论述深刻有力,气势磅礴雄健,层次井然严密,而且语言简洁流畅,详略得宜,不枝不蔓,无懈可击,可以说是添一字则余,去一字则损。二曰书法绝,由尚书梁鹄书丹,两碑并称,同出一手,字体均甚方正,笔法遒劲,如斩钉截铁,实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三曰镌刻绝,由侍中钟繇刻字,钟繇和梁鹄一样,同为东汉著名书法家,他精于汉隶八分之妙,形成由隶入楷的新貌,因此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史书称他“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由他镌字,更是锦上添花,以受禅表为例,全篇八百九十九字,字字一格,毫厘不差,中规入矩,不犯不离,相互映衬,韵趣无限,从艺术上讲,比上原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受禅碑》与《上尊号碑》同为魏初巨制,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亦久为世重,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其结构方严整肃,用笔刚健斩截,意气雄伟跌宕,且不失汉末名碑如《熹平石经》、《张迁》、《礼器》等骨气洞达、端正朴茂的大家风范。唐李绰的《尚书故实》说: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锲字,谓之三绝。古锲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锲刻。关于二碑书者,唐代人都认为是梁鹄书,而颜真卿认为是钟繇书,宋代人都同意颜的看法。宋代李坊的《太平广记》说: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奇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趣,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隶书入神,八分入妙,八分则有受禅碑,称此为最也。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评:“书法同《劝进》,虽小远汉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饰,亦复矫矫。”赵王世贞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铭》,见此而恍然自失也。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晋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可超也。此语得评书三昧。”从汉字字体的演变来看,汉末魏初之际,正是由隶变楷的过渡时期。具体表现在落笔逆锋减少,而变之以单刀直入;收笔重顿后迅速提起使成方波,这已经是萌芽时期楷书的一种特殊笔法。前人对此已多有论及,如清孙矿评《受禅表》和《上尊号碑》说:“二碑余皆有之,虽磨刓甚,然字犹半可识,真斩钉截铁手也……率更正书险折法,多从此变出。”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谓《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诸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与之稍晚的魏《王基碑》以及吴《谷朗碑》,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折刀头”的笔法,字形上亦更似后世的楷书了。故前人论该碑开魏晋六朝楷书之先河,无疑是恰当的。
临颍“三绝碑”,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的风范,实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珍贵遗产,南朝书法家庚肩吾在《书品》中称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娄季初先生作《七绝·河南临颍县三绝碑》写到:
大兵十万挟天子,僚仆成群演受禅。
留下二碑三绝立,风吹雨打两千年。
临颍“三绝碑”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并且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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