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病逝于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即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但是，刘备去世后，李严并没有能够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他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断然的决定背后，又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白帝城托孤（资料图）白帝城托孤（资料图）
作者：易中天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讲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二种关系：同僚关系。在蜀国，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严。为什么呢？同为顾命，并受遗诏。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临终前曾“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也说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且刘备还“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个安排，和孙策死后的情况十分相似。据《三国志》之《张昭传》和《周瑜传》，孙策临终前曾托孤于张昭，周瑜也“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诸葛亮担任的丞相和张昭担任的长史都是文职，或行政长官；李严担任的中都护和周瑜担任的中护军都是武职，或军事长官。周瑜与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与孔明“并受遗诏”。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么，李严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

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能够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反倒还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身败名裂。这就和周瑜的情况完全不同，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疑案。本集要讲的，就是这个疑案。为此，我们必须把李严被废的经过说一下。

据《三国志·李严传》，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这时，李严已改名李平(为方便读者，以下仍称李严)，正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催办督运粮草自然是份内的工作。可惜李严的运气实在太差。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会引起猜疑。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子李严没有话说(辞穷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首谢罪负)。

这就是李严被废的经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节可疑。第一，犯罪动机不明。《三国志》的说法，是李严要推卸责任(解己不办之责)，嫁祸于人(显亮不进之愆)。前一条说得过去，后一条就有问题。李严的表文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撤军是“欲以诱贼与战”。这明明是说他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嘛，怎么会是“显亮不进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严如果要陷害诸葛亮，他就不该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该留下证据和把柄。以李严之聪明，岂能想不到将来诸葛亮会“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词。我们知道，蜀汉是没有史官的，也没有人为李严编文集。所以，李严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我们是永远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正如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过于乖谬，不符常情”，实在不像李严的所作所为。因此，田先生“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当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够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盖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怀疑是曹操捏造的。诸葛亮当然不会伪造李严的信，却不等于李严的“罪行”和“罪证”只有这几封信。也就是说，李严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第一，李严认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就说明，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严的把柄。第二，众臣支持。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上书时，联署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于是，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县)。三年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也发病而死。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动乱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

是。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时(以才干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戎，干略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旧人”中，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